方輝，1964年生，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主要從事夏商周考古和考古學史研究，著有《魯東南沿海地區系統考古調查》（合著）、《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合著）、《海岱地區青銅時代考古》、《拼合歷史：考古資料的闡釋》等專著、譯著多部，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現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議組專家，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中國殷商學會副會長，美國《亞太考古》、奧地利《世界史前史雜志》編委會委員。

　　自16歲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起，方輝教授便與傳統文化結下一生的緣分，盡管按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們那一代人最開始選擇考古專業，還談不上是因為多么高大上的理想和情懷，更多的是對能夠走出書齋，去到野外實地調查發掘來研究第一手資料的向往，但正是因為這一小小的向往，冥冥之中選擇了考古成為決定一生命運的節點，在之后數十年與青燈黃卷相伴的歲月里，在用雙腳丈量歷史的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考古對自己來說真正意味著什么。

　　魅力考古：永遠給人一種期待

　　在大多數人眼里，考古工作者的日常就是整日在田間荒野里與黃土廢墟為伴，亦或是在各種垃圾堆和古墳里挖掘那些我們看起來只是歲月久遠的普通器物碎片，考古就是一項遠離現代文明且枯燥無聊的工作。然而在方輝教授的生動講述下，考古工作不僅遠非那樣簡單枯燥，而且充滿了獨特的魅力與樂趣。

　　“在田野里，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會發現什么，每次都抱有很多的期待，當你的發現和前期預判相吻合的時候，就會感覺非常開心。”方輝教授這樣說道。當然，預判是源于深厚的學科功底和長久的積累。關于這種期待的樂趣，方輝教授特別講述了一次新發現。在承擔萊蕪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任務的時候，他們在萊蕪市牟汶河南岸的山頂上發現了一些石頭構筑的防御工事，其結構和齊長城非常類似，于是提出假設，這些防御工事很可能就是魯長城，然而歷史文獻中并沒有魯長城的建筑記載，所以引起爭議，但在方輝教授看來，魯長城的概念卻是可以坐實的。“一是它的位置和齊長城南北向對，北岸就是齊長城，我們在南岸調查了30公里的防御工事，它們陸陸續續可以連接起來，雖然沒有明確的有關魯長城的記載，但是記載魯國曾設置并廢棄‘六關’，而關口往往就具有軍事防御的職能，而且春秋時期幾次重大的戰役，像長勺之戰，還有夾谷之會都發生在兩長城之間，所以結合記載來看，魯國并不是一味的退讓，也有自己的前沿陣地，魯長城的存在應該是合理的。”這些石構建筑的年代學證據，就是在若干個山頭上采集到的春秋時期的一些陶片。“這說明當時人們不僅住在山下，還在山頭上活動，這肯定是他們在當時利用了這種險要的自然環境來構筑自己的防御工事。”

　　當然，關于魯長城的存在目前還只是個假說，要證明這一點，工作還會繼續下去。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歷史太過浩瀚，于文獻當中記載的只是九牛一毛，而那些大量未被記載的史實需要考古人用自己的雙腳去丈量，去發現。“無論是調查發掘，還是案頭的文獻梳理，你總是有一個期盼，正是興趣指導你不斷向前探索，這個過程充滿了樂趣，這就是考古的魅力。其實不光是考古，探索未知本身就是讓人愉快的事情。”方輝教授充滿興致地說道。

　　學科繁榮：一代考古人的幸運

　　雖然在方輝教授的講述中，考古工作充滿如此多的魅力和樂趣，但是事實上，由于考古材料往往帶有很大隨機性，可能很多考古工作者一生中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發掘名不見經傳的遺址，而且由于材料性質的巨大差異性，導致研究方法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說到這，方輝教授感慨，他們這一代人成長起來的30年，正是中國考古學獲得極大發展的30年，從本科教學、科研手段、服務社會的能力以及國際化建設可以說全方位得到發展，每念及此，方輝教授都感到有一種“趕上了”的幸運。

　　隨著科技化程度越來越高，人們從遺址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越來越強，方式也比以前豐富的多，由于科技考古的介入，傳統考古學正變得越來越多樣化。“科技考古是考古學的一個革命，在這方面我們晚了西方30多年時間，改革開放后睜開眼看世界發現我們落后了很多，所以這30多年是我們奮起直追的一個階段。”方輝教授介紹，如今我國建立了各種各樣的考古實驗室，以山東大學的考古實驗室為例，有植物考古、動物考古、體質人類學、陶瓷器分析、同位素分析和地學考古等，使得學科領域突然的擴張，考古學正變成一個非常開放的、非常綜合的、多學科交叉的一門學科，有人說這是“考古學純潔性的喪失”。不僅如此，從90年代開始，隨著考古和文物對外開放政策的出臺，國內高校和科研機構與西方同行建立了大量的合作，國際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傳統與現代在考古領域的結合與延伸讓歷史展現出了更加豐厚的魅力。

　　經過30年的奮起直追，我國的學科建設已經能夠緊隨國際的水平和腳步，但在方輝教授看來，僅僅做到“跟得上”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要想真正的“引領前沿”，吸納國外的技術手段之外，必須要有自己在方法上的創新。“比如我們考古和材料學科的幾個年輕老師在做的一個古代大豆植物的馴化，就是一個方法上的創新，這對于其他植物的馴化課題的研究可能有啟發意義。”方輝教授說道。

　　遺產保護：人文學者的責任所在

　　在談及自己考古多年的感悟及認識時，方輝教授將自我認識的提高過程梳理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考古學本體的認識加深，第二個階段是通過國際交流項目，開闊視野也更新了理念，第三則是思考學術研究怎樣服務社會發展，使知識惠及民眾，承擔更多義務的階段。說到這里，眼下較為嚴峻的文化遺產保護問題成為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

　　“文化遺產保護在中國處在非常急迫的位置，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進程的加快，各種大型的機械工程瞬間就可把地上地下的遺產全部毀壞掉，得以搶救發掘出來的遺產數量恐怕連10%都不到，我們面臨著文化的危機。”談及此，方教授眼睛里掠過一絲凝重。“比如中國古村落，鄉村文化里包含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而現在的農村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消失，如何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東西以一種活態的形式給保存下來，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在這方面，方輝教授認為可以借鑒一些西方國家的做法，例如英國約克郡公共考古項目，約克郡歷史悠久，在進行城市建設的同時，在地下留下一個還原羅馬時代生活場景的時間隧道，考古發掘出來的牛奶廠、馬廄、鐵匠鋪等都得到保護和利用，走到那個地方可以聞到馬廄的味道，可以聽到叮當叮當鐵匠鋪的聲音。再比如倫敦市博物館，館址就建在一座羅馬城墻的旁邊，從休息廳的玻璃看出去，城墻就在身邊，它與展廳陳列的羅馬文物互相關照，融為一體，而且這個博物館本身也將古代文化遺跡和現代城市融為一體。西方的成功案例表明，在城市改造的同時使文化遺產得到很好的保存是完全可行的。

　　現在國家已經對文化遺產保護給予高度的重視，之前提出“鄉村記憶”工程，要求以書面、影像或者有目的的保存一些標本的形式留住鄉村記憶；實施“天網工程”保護大遺址，安裝攝像頭監控遺址，防止盜掘，在像曲阜、龍山鎮這樣的地方建立一些遺址公園，能夠使民眾受到一些教益，等等。盡管這些保護工程正在推進，但方輝教授也有一些擔憂。“如果拿一個模式，到各地去推廣，也是很危險的，那會造成千館一面，現在已經存在很多雷同性和同質性現象。在地域文化差異很大的縣市，所展示的民俗展覽卻都差不多，到各地看到的旅游紀念品也幾乎全一樣，還有什么意義呢？所以應該根據遺產所在地的歷史傳統、自然環境設計出符合當地特色的場館、創意產品。”另外，令人無比擔憂的，是害怕當地政府在遺產保護過程中對經濟價值的重視超過保護目的，過度開發文化遺產，把它做為一個可以發財的產業來看待，同樣會破壞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因此針對以上兩點，方教授希望能引起各地政府的足夠重視。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許許多多的文化遺產都可能會伴隨著機器的轟鳴聲消失殆盡，或覆滅在現代文明的鋼筋水泥之下，身為一名人文學者，方輝教授和同事們也時常感到一種憂慮和時間的緊迫感。在他看來，在時代賦予的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艱巨任務面前，人文學者具有更加義不容辭的責任。“考古學、歷史學、民俗學在文化遺產建設及保護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遺產的價值要靠這些人文學者進行挖掘、界定；規劃學、建筑學等學科專家在此基礎上將遺產價值以最合適的方式進行保護和呈現，法學、公共管理則在法律法規和公共管理方面有著重要作用。現階段我們在各學科和專業上的力量整合還是比較薄弱的，這導致了文化遺產人才的不足。這是一個不斷提升的過程，眼下總的方向是向好的方面發展。”方輝教授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