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櫟陽郡，商鞅變法地。”在西安市閻良區秦漢櫟陽城遺址發掘現場，一條顯眼的標語昭示著此處輝煌的過往——這里是秦人復興、改革制度、走向強盛統一的地方，也是秦漢建筑文明、制度文明的重要起點。在西安市的另一端，地處西郊的漢唐昆明池遺址，則正在進行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秦漢國家水利工程考古項目。

　　對于兩處遺址，劉瑞都懷有深厚的感情。過去幾年里，他幾乎每天都要在兩地之間來回奔波，風雨無阻。兩地相距甚遠，每天來回奔波，值得嗎？

　　“值！”劉瑞的回答干脆利落。

　　劉瑞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同時也是阿房宮與上林苑考古隊隊長，櫟陽城遺址和昆明池遺址考古工作的負責人。“在不同考古發掘現場之間來回跑，是我多年以來的工作常態，早都習慣了。”1月21日，在昆明池遺址附近的臨時駐地，劉瑞打開了話匣子，回憶起2020年的考古時光。

　　受疫情影響，櫟陽城遺址田野發掘工作直到去年6月才得以恢復，導致與昆明池遺址發掘幾乎同步進行。劉瑞說：“每天7時多，我先到昆明池遺址安排工作任務、了解發掘情況，然后11時多趕到櫟陽城遺址，及時處理新情況、新發現，下午再回昆明池遺址發掘現場。”

　　收獲不可謂不大。加上前幾年的積累，櫟陽城遺址目前已出土5900余件文物，其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光是資料整理目前就形成了《櫟陽陶文》《櫟陽瓦當》《櫟陽考古發現研究》三部專著。翻開《櫟陽陶文》，指著云紋、動物紋“公”字瓦當的圖片，劉瑞說：“這兩枚瓦當出土時滿是泥垢，我們用刷子一點點清理干凈后意外發現上面有字，文字在瓦當上的最早出現時間就此被提前到戰國中期。”言語間，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1月下旬，隨著櫟陽城遺址3號古城發掘區北側回填完畢，櫟陽城遺址年度發掘告一段落，劉瑞也可以喘口氣，集中精力整理考古資料。

　　櫟陽城遺址入選201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以來，屢屢有重要宮殿建筑、附屬設施、生活器具等被發掘出來，為學術界思考“漢承秦制”等若干重大命題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

　　整理資料并不輕松，考古人有句話叫“一年發掘，三年整理”。在考古隊臨時駐地——一座廢棄的鄉村小學，教室成了臨時資料室，原有的資料已堆積如山，新的資料還在不斷涌來。

　　“今年，我們考古隊不光要推出《秦漢櫟陽城：1980年—2018年考古工作報告（I）》《昆明池考古發現與研究》，還要基本完成關于東馬坊遺址、中渭橋遺址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考古報告整理，并出版《上林苑考古發現與研究》……”劉瑞篤定地說，“對于周秦漢唐考古而言，陜西太重要了，值得研究的地方太多。我能做的，就是盡好自己的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