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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可是腦海中閃過的一幕幕影像，如此鮮活、生動，歷歷在目，恍如昨日。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幸運地被派往蘇聯學習美術，那時新中國建立不久，由于經受了長期戰爭的磨難，萬事百廢待興。雖然物質生活艱苦，但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王莘的一首《歌唱祖國》響遍九洲大地，唱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懷有崇高理想的青年人，尤其對未來充滿期待。我們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被選派到蘇聯去學習美術的。除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派出的李葆年在列寧格勒穆希娜工藝美術學院學習裝飾雕塑外，我們主要在列寧格勒(圣彼得堡)的列賓美術學院學習。當蘇聯有許多美術學院，其中最著名的是列賓美術學院和莫斯科的蘇里科夫美術學院，前者是俄羅斯時期的皇家美術學院，歷史悠久，建于1757年；后者是在19世紀上半期創辦的莫斯科美術學校的基礎上建立的。五六十年代，只有列賓美術學院接受社會主義國家派出的留學生，而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留學生，則在莫斯科蘇里科夫美術學院學習。列賓美術學院設有油畫系(含舞臺美術專業)、版畫系、雕塑系、建筑系、美術史論系和附屬中學。除史論系學制為五年外，其他實踐類的系均為六年。學習油畫、版畫和雕塑專業的我國留學生，均選自在我國高校畢業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師或已在一些藝術機構工作的青年藝術家，有的是50年代初美術界的新銳。他們出國時的年齡22—28歲左右，如錢紹武、李天祥、陳尊三、林崗、周正、肖峰、全山石、李葆年、郭紹綱、鄧澍、王寶康、周本義、馬運洪、冀曉秋、董祖詒、馮真、李駿、張華清、徐明華、曹春生、司徒兆光、蘇高禮等。進入美術史論系學習的，年齡在20歲左右，選自國內普通大學文科一年級，有李春(原名李得春，他被派往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攻讀歷史學，后選擇了該系的美術史專業)、晨朋(李玉蘭)、邵大箴、奚靜之以及從高中畢業生中選拔的譚永泰。最先進入美術史論系學習的程永江，曾修業于中央美院繪畫系，1954年入列賓美術學院美術史論學習。在列賓美術學院，還有幾位是學習年限2-3年的進修生，30多歲，他們在國內己是助教、講師或副教授，有伍必端(版畫)、齊牧冬(舞臺美術)、王克慶(雕塑)、許治平(美術史論.博物館學專業)。羅工柳先生在我們當中是最年長的，1955年出國時39歲，己是國內的著名畫家，中央美院教授，院領導人之一。他是以研究生名義派出的，后來與校方協商改為研習三年的進修生，1958年結業回國。從1953年第一批留學生到60年代初最后派出的，總共33人。
那時，蘇聯衛國戰爭也剛剛結束十年左右，經濟還處于復蘇狀態，人民生活并不富裕，但在我們的心目中，它好像是“社會主義天堂”了。按照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協議，被派往蘇聯學習的中國學生，除免交學費和住宿費外，由中國政府負責全部生活費用。在蘇聯學習期間的衣裝鞋帽，全部由國家一次性供給。普通大學生每月領取500盧布，進修生和研究生700盧布，當時盧布對美元的比值為1：1.10左右。與一般蘇聯學生相比，我們的生活經費相當富足了。我一直記得教育部長楊秀峰在留蘇預備部給我們做報告時說的一段話，意思是派往留蘇大學生每人每年的費用，相當于其時250位中國農民全年耕種的收獲。深知祖國人民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派遣我們出國深造之不易，我們也省吃儉用，除300盧布左右用于膳食外，其余部分幾乎都花費在購買圖書畫冊上了。
帶著祖國人民的囑托，我們在蘇聯度過了艱苦而快樂的學習生活。說它艱苦，因為我們不僅要克服語言關和適應當地的生活習俗，還要在學習中跟上課程的進度，并要獲得優秀的成績。說它快樂，因為我們無時不感受到祖國的溫暖和同學之間友愛互助的情誼，無時不感受到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還使我們感動的是，蘇聯知識界和藝術界對傳統中國文化藝術特別尊敬和熱愛。列賓美術學院教授、蘇聯美術界領軍人物梅爾尼科夫、阿尼庫申和老校長、著名畫家奧列施尼柯夫等人，莫不對中國寫意體系的美術創造推崇之至。他們諄諄告誡我們，要認真領會和掌握西畫的觀念和技巧，更要繼承和發揚本民族藝術的文化精神，將兩者融會貫通，進行有個性的藝術創造。這些教誨，對我們中國學生的成長有深遠的影響。當奧列施尼柯夫院長看到羅工柳的《地道戰》《整風運動報告》等畫作的印刷品后，對這些有濃郁生活氣息的“土”油畫和延安時期的木刻作品評價很高，這對他和其他同學都是很大的鼓舞。此外，蘇聯老師們的敬業精神和認真負責的教育態度，也成為我們學習的楷模。蘇聯同學給我們的熱情幫助，學校給我們提供的良好條件，使我們得以順利完成學業，向祖國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績單。 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俄羅斯現實主義美術傳統，蘇聯時代以表現勞動人民和衛國戰爭英雄業績為主題的優秀文藝作品，以及各博物館中世界藝術經典的收藏，極大地擴大了我們的藝術視野和開闊了我們的胸襟，滋養和純凈了我們的心靈，是我們進入藝術世界的絕好教材。我們利用每年下鄉實習、寫生、勞動的機會，與普通俄羅斯人接觸，從他們樸素的生活和質樸的性格中受到感染。我們目睹了五十至六十年代蘇聯社會的巨大變化，經歷了包括美術在內的蘇聯文藝從封閉、保守走向開放和革新的過程。蘇聯美術家在波瀾起伏的社會風浪和文藝思潮中，堅持繼承俄羅斯現實主義藝術傳統，從時代的變革中汲取精神力量并吸收外來營養，為拓展藝術創造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巨大貢獻，給予了我們深刻的啟示，使我們從中領悟到許多生活哲理和藝術創造的規律。可以這樣說，在蘇聯學習的五六年，是我們學習藝術的大課堂，也是我們學習社會的大課堂。
列賓美術學院非常重視學生的畢業創作和畢業論文，每年都要舉行有濃厚學術氣氛的答辯會，就學生作品的傾向聯系美術界的藝術思潮進行討論，常有不同意見的交鋒。答辯委員會的成員除本校教授外，還邀請其他教和創作機構的權威專家參加，每次答辯會實際上都成為美術創作和理論的討論會，是全校師生期待和關注的重要學術活動。 我們除接受中國駐蘇大使館留學生管理處的領導外，還通過人民日報等報刋及時了解國內的形勢，關心國家大事，并與國內有關美術機構如全國美協、中央美院等保持密切聯系，聽取他們的要求和建議，并把學習的情況、學院的教學方案和措施向他們匯報。如中央美院江豐院長1956年組建美術史系的決定，便是聽取了留蘇同學的意見，吸取蘇聯的經驗做出的。我們把列賓美院美術史論系的課程設置和各門課程的教學大綱譯成中文，寄回國內，供江豐、王遜先生等參考(后因反右運動，建系計劃推遲到1960年付諸實施)。蘇聯繪畫系的教學方法及工作室制，也為中央美院等院校領導關心和重視。油畫專業的同學們在聽取了國內有關部門的意見，得到使館的支持，決定在結業和畢業前，到列寧格勒的冬宮博物館、俄羅斯美術館和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館、特列恰科夫畫廊，臨摹一批俄國與世界油畫名作。羅工柳用一個多月的時間臨摹了列賓的代表作之一《伊凡殺子》。當時，他住在特列恰科夫畫廊對面美術中學的宿舍里，過著簡樸的生活，克服許多困難，出色地完成了這件很高藝術質量的臨摹品。其他同學也各自有豐厚的收獲。這些臨摹作品后來在北京展出，引起全國畫界強烈反響。在人們無法到國外目睹西方古典繪畫名作的情況下，這些高水平的臨摹作品對中國畫界和廣大觀眾，無疑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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