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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上世紀最富傳奇色彩的中國藝術家之一，對近代中國畫技法的傳承起到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對敦煌壁畫的拯救性臨摹和宣傳貢獻巨大。3月5日，原四川省博物館副館長、省博首席專家魏學峰，就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意義，在成都博物館做了主題演講。
魏學峰告訴記者，先不說敦煌技法對張大千本人的影響，光是他在上世紀40年代帶起的敦煌熱，之后興起的敦煌學就已讓后人享用不盡，“他的一個個人行為，整整影響了一代人。”但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張大千去敦煌是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想法下的決心。
向往敦煌尋回初心
上世紀初，中國畫壇極追捧明清文人畫。在這股潮流中，張大千獨以“石濤專家”(清初著名畫家)聞名。1933年，僅34歲的張大千應徐悲鴻之邀，出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然而此時中國繪畫不斷尋回前代的過程，正在被打破。
在大批學子留洋學習西方繪畫技法后，“當時對于中國繪畫往什么地方去，有很大的爭議，有的說效法西畫寫生改革，有的說堅持中國畫傳統。”1934年，張大千從學校辭職，專職繪畫。“他對畫史、畫論那些文字上的爭議不感興趣”，魏學峰說，“他曾和別人說‘我是小人，小人動手不動口’。”
“七七事變”爆發后，張大千被日軍羈留在北平，有人請他大量臨仿“唐宋元各家”。這一時期，通過對早期中國畫的研究，張大千對明清文人畫有了新的看法，“作為一個繪畫專業者……不應只學‘文人畫’的墨戲，而要學‘畫家之畫’，打下各方面扎實功底。”張大千此時甚至認為清三百年，沒有出一個像樣的畫家。
1938年底，張大千逃出北平回到四川成都，并從曾任中央政府監察院駐甘、新、青監察使的嚴敬齋處聽說敦煌未被盜空。嚴敬齋對敦煌奇特的彩塑，以及與中原畫派大相徑庭的彩色壁畫的描述，引起張大千極大的興趣。張大千開始為前往敦煌做準備。
敦煌學畫
堪稱瘋狂
現代人已很難想象，敦煌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是多么破敗。張大千離蓉往西北大漠“學畫”的計劃，時人稱之為瘋狂舉動。畢竟張大千當時的繪畫水平已獲世人承認，再去學老古董的畫法簡直是“發神經病”。即使在張大千將敦煌臨摹的畫作帶回成都舉行畫展，在灼灼生輝的敦煌臨摹畫前，依然有人認為這些宗教工匠畫，“庸俗不堪，畫家沾此氣息便走入魔道”，甚至為張大千感到惋惜。“但張大千就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為了維持在敦煌的開 銷，張大千賣藏品賣畫，甚至舉債近5000兩黃金。但張大千的豪賭贏了。在敦煌的“水陸道場”，張大千找到了中國六朝隋唐繪畫正宗。傳統畫史中的技巧，盛唐人物畫真跡、失傳的青綠山水、甚至中原畫家如夏珪的留白式山水畫都在敦煌壁畫中重現。
“張大千在敦煌發現畫史上說的“拙筆”，并不是后來人們想象中笨拙，而是飛動的。敦煌里面大量的飛天，就是傳說中的‘吳帶當風’。張大千還在當中看到真正的拖泥帶水皴……”。敦煌給張大千帶來最大的影響之一，還是古代大幅壁畫的結構與組織方式。
張大千曾對門生說，“一個學者要能夠立住腳，一生一定要有幾篇大文章，一個畫家要立住腳，一生一定要有幾幅大畫。”從敦煌回來后，張大千開始創作大型畫作。目前為止，中國畫家畫大畫畫得最多的就是張大千。
弘揚敦煌功不可沒
從1941年到1943年，張大千攜門人、家眷、畫工在敦煌住了兩年零七個月，臨摹壁畫276幅，逐考察壁畫時代與風格，為309個洞窟編號。曾號稱“不動口”的張大千編撰了20多萬字《敦煌石窟記》。
“張大千在敦煌的意義還不在于他個人的成就”，魏學峰表示。張大氣帶回來的臨摹作品，在當時畫壇引起極大轟動，卷起一股“敦煌熱”。然而也不止是一股熱，福澤后代的敦煌研究院以及此后中國第一代從事敦煌學研究的畫家、學者皆受到張大千熱情的觸動，投身西北大漠，終身不倦。
從敦煌歸來的張大千連續在1943年和1944年舉辦畫展，展出敦煌臨畫及個人創作繪畫百余件，受到當時社會賢達、政府要人以及媒體的推崇，成為當時國內美術界一大奇觀。當時四川藝專的學生、后任敦煌藝術研究院院長的段文杰以及研究院研究員史偉湘，均是在看過張大千畫展后，深受觸動，而前往敦煌。
而張大千所使用的復原臨摹法也正逐漸得到學界的重新認識。魏學峰表示，德國海德堡大學正與他聯合進行一個敦煌研究項目，“張大千在敦煌臨摹的粉本正在被重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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