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給出一個結論時,如果是‘很有可能’,那就等于‘是’。我們習慣于降一個等級去看現有證據,盡管這可能會澆公眾的冷水。”他說,“如果學術不嚴謹,考古就‘死’了。”
“六大”是對中國歷史和現在的“回應和審視”
中國社科院12日在京公布2015年“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這項已有14年歷史的學術評選,憑借其專業性和影響力在國內外學界產生廣泛影響,與國家文物局主辦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都堪稱中國考古界的“奧斯卡獎”。
談及今年的新“六大”,王巍說,其評選標準不在于出土遺跡遺物是否好看,是否有大場面,而是看其學術價值及所蘊含的歷史和文化信息是否重要,是否運用了考古發掘的新方法和新理念。
“海昏侯和致遠艦萬眾矚目,眾望所歸;海南島和蔣莊兩處史前文明都有人骨發現,對于研究當地古人類遺傳特征、飲食結構、健康情況、遷徙狀況至關重要;周原遺址和太極殿遺址的發現則是中國都邑性質考古的新篇章。”他點評道。
更為重要的是,這份名單填補了中國失落的“文明版圖”。王巍舉例說,比如對海南東南部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成果,為證明海南是中華文明對外輻射的重要據點提供了關鍵證據。
王巍認為,考古的意義在于知過去,見未來。比如,中國近年來大力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中,海上絲綢之路是重要一章。“其實在距今6000年到3000年,海南的先民們已經對人類文化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王巍說,“這無疑將為復興海上絲綢之路提供文化、語言上同種同源的理論支持。”
新“六大”是從推薦參評的40項考古發現中遴選產生。
“中國考古工作者既要專注腳下的泥土,也要有全局思考、全球視野和整體布局。”王巍認為,“六大”體現了考古界對中國歷史和現在的“回應和審視”。
對盜墓電影熱“不予好評”
今年中國銀幕上刮起了一股“盜墓熱”。無論是大電影和網絡影視劇,都有不少以盜墓和摸金校尉為題材,比如影視作品《尋龍訣》《九層妖塔》《盜墓筆記》等,均取得不錯的票房和收視率。
作為專業人士,王巍從來不看這類題材的電影。“對于這個題材我是排斥的。”他說,“盜墓電影熱”客觀上刺激了盜掘行為的猖獗;另一方面,其中對于奇珍異寶的刻意獵奇,夸大其經濟價值,致使民眾忽視、忘記墓葬承載的文化價值。
有人說,盜墓和發掘沒區別,文物在販子手里也會得到妥善保管。王巍認為這種觀點“大錯特錯”。“很多文物最大的價值是它所在的那個位置,和周圍環境的關聯。而盜墓分子拿走了它,里面蘊藏的習俗、理念和社會制度信息蕩然無存。”他說,“很多盜墓分子為了掩飾犯罪痕跡,將墓葬炸掉或者燒掉,這就像是從故宮拿走了他們認為最值錢的東西后,再一把火燒了故宮,損失難以估量。”
“當年《刑法》修訂時,把盜墓作為經濟犯罪,取消了死刑,當時考古學會是強烈地反對的。”王巍表示,盜墓行為不僅是考古“公敵”,更是民族文化的“罪人”。
不可否認,近年來的“盜墓文化熱”也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公眾對于考古的好奇和興趣。
“從這個角度引起的這種興趣對我們來講,怎么說呢,不予好評。”王巍說得堅決。
“走出去”帶來的考古創新
科學引導公眾對考古的好奇和興趣,王巍認為專業人士也要主動出擊,推動公共考古的發展。為此,考古所專門成立了公共考古中心,舉辦論壇和邀請公眾實地體驗考古工作,展示考古創新成果,普及文物考古知識,推廣文物保護理念,打破考古的“神秘感”。
“考古學研究成果的大眾化對于弘揚燦爛的中華文明、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促進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意義日益明顯,也成為考古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科研人員也要走出實驗室和考古現場與公眾交流。”他說。
而另一個“走出去”則是近年來中國考古也走出國門,將研究觸角伸向海外。考古所的兩個隊伍遠赴洪都拉斯和烏茲別克斯坦與當地專家合作,參與瑪雅文明和古絲綢之路的現場考古。
“中國是考古大國、文明古國,但算不上是考古研究的強國,尤其是對其他古老文明,現在我們把研究延伸向其他文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王巍說
“同時這也是尊重和研究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中國考古要有國際視野,對自己特點的了解是在比較的基礎上,其他古老文明有自己的精華,首先要了解才能學習。”
2017考古看什么?
對于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的考古項目,王巍又看好哪幾項呢?
對此,這位考古國家隊的隊長表示不能說,因為“難以估計”。“無法預計明天會挖到什么,這就是考古的魅力。”
但他指出,未來5年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城市的起源和發展和中外交流這五大課題將是中國考古重點關注的五大方面。
比如,人類起源方面主要是距今十萬年到五萬年前的古人類和生活遺存的考古,這個關鍵時期關系到現代人到底從那里來。而農業起源方面,關于長江流域的水稻栽培,黃河流域的粟和黍的栽培的考古研究,將為我們了解先民的飲食結構,社會發展轉型找到核心答案。
“另外,我們也會加強對原來的薄弱領域的研究,比如說手工業的考古、古代人精神世界的考古研究,這也有望填補更多中華文明發展的空白。”王巍說。(實習生孫萌希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