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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歷史，不難看出博物館越來越倡導并實踐“開放”理念，強調觀眾才是博物館文化的主體，由內循環、內向型的發展模式向外向型轉變，致力于與社會溝通、為社會服務，在城市發展中發揮出不可忽視的作用。那么，當下，博物館如何在保管好文物的基礎上關切并滿足當代民眾以及后世子孫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降低姿態，將觀眾需求放在首位，借由藏品、文獻資料等架起博物館與觀眾溝通的橋梁，讓知識變為常識，使博物館融入普通民眾的生活？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各種新技術，讓非到訪者擁有享受文化滋養的均等機會，讓到訪者由有限的實地探訪進入無限的虛擬探索？答案在“紫禁城論壇”國內外來賓的主旨發言和分組討論中一一揭曉。
由故宮博物院主辦、國內外博物館界共同參與的首屆“紫禁城論壇”于近日在故宮博物院開幕，“對話”規模盛況空前。論壇邀請33位國內外知名博物館館長及中國國家文物局領導、國際博物館協會主席、盧浮宮學院院長等重要來賓參與討論。首屆“紫禁城論壇”的主題是“博物館的傳統職能及未來使命”，以“博物館如何更好地發揮公眾教育職能”“博物館在城市中應發揮哪些作用”“新技術變革時代的博物館”作為分組論壇主題，旨在解答當下博物館發展中的難題，尋求繁榮發展之道。
深化公眾教育：
從“館舍天地”延伸到“大千世界”
在我國，博物館收藏的早期形態可以追溯到夏、商時期；而在西方，博物館的萌芽也可以遠溯到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由于博物館的建立與發展具有漫長的歷史，關于博物館職能的定位，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近10年來，全球范圍內博物館的工作重心在悄然發生著轉移，在很多情況下，博物館成為推動城市發展的新文化勢力，開始以各種姿態呈現于大眾的社會生活之中。
在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職責中，公眾教育職能始終是博物館的核心任務之一。當前博物館的發展趨勢要求不斷加強公眾教育和提升服務水平，國內外博物館館長對此達成共識。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陳浩星認為，博物館的藝術教育不再是純粹的被動觀看，而是關注觀眾的個人需要。不同社會群體對博物館的文化需求有所不同，博物館帶給人們的感受和認知也因人而異。博物館應采取盡可能多且易于為大眾感知和接受的方式和手段，為不同的社會群體提供全方位的文化服務，更積極主動地影響社會公眾對文化的認知和理解。
與會代表認為博物館的公眾教育要堅持社會需求導向，進一步滿足大眾差異化的文化訴求，舉辦分眾化的、有針對性的教育項目，并且教育的普及推廣要從“館舍天地”延伸到“大千世界”，要從教育活動轉變為科學化、規范化的教育課堂。在此，許多博物館還特別提到了在公眾教育中對盲人等特殊群體的貼心照顧。此外，代表們還提及文物展品說明的最佳字數，目的在于以最簡練、通俗的文字將博物館研究成果有效地傳達給觀眾。
關于博物館與城市這個話題，代表們普遍認為博物館的性格一定程度上體現著其所在城市的文化特色及其市民的文化追求。博物館的地域屬性對城市的發展至關重要，博物館文化應融入社會和生活，進一步使博物館成為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所說，博物館有責任突出自身的個性和特色，并在弘揚傳統的同時又引領風尚，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文化空間、文化產品、文化環境和文化服務，讓公眾留下來，從而提升公眾的文化素養，在一定程度上對整個社會的文化品位和文化發展水平產生積極的影響，真正成為影響社會變革和發展的正能量。
博物館是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元素最為集中的場所，承載著一座城市的歷史和記憶，是城市保持其特色和韻味、市民孕育其氣質與品位的圓心。對此，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譚美兒提到了博物館的“在地性”對城市發展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美國弗吉尼亞美術館總館長亞歷山大·納哲思提到2050年城市人口將占70%，因而博物館為市民提供有意義的文化傳播、提供進入博物館的便利等具有重要意義。博物館應該更加積極地融入社會，真正成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市民獲取精神給養、城市培育文化的基礎和源泉。
文化融合科技：
不喧賓奪主，不嘩眾取寵
在文化與科技相融合的問題上，代表們都肯定了科技的進步對博物館文物保管、修復，藏品展示，觀眾參觀體驗，安全保衛和管理等工作產生的越來越深刻的影響，并認為博物館間建立共同的數據庫或者合作研發數字產品是優化全球博物館資源、促進博物館研究和服務水平提升的良好途徑。當然，面對數字技術這把雙刃劍，一些博物館館長也表示了擔憂，例如數字技術是否會嚴重削弱實體博物館的吸引力從而導致博物館的消亡，再如技術帶來的娛樂化、信息碎片化是否會影響到博物館的神圣感和傳播知識的系統化。對此，與會代表認為，要設法增強到訪者親臨博物館的獨特體驗，同時技術的利用要掌握分寸，不喧賓奪主，不嘩眾取寵。
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對博物館的工作也產生了越來越深刻的影響。例如，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終身館長馬爾科姆·羅杰斯指出，博物館對于現代科學技術的態度應該是積極的，此次論壇中也體現出這種趨勢，各個博物館都不同程度地引入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改革博物館的工作，使博物館的工作質量有了明顯的改變和提升。例如，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館長道格拉斯·德約克提到，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線上出版物既能呈現專家撰寫的藏品信息中的結論，又使讀者能夠直接訪問原始檔案和保護資料，從而為終端用戶形成自己的見解創造了條件。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總館長金英那鑒于數字技術的優勢，倡議亞洲博物館建立共同的數據庫，以利于文物的科學鑒定，減少不同國家專家意見不一致的現象。當然，我們在享受新技術為博物館帶來的高效率和新發展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由于新技術的應用而帶來的一些新的問題。例如，河南博物院院長田凱提醒道，信息傳播對博物館固有的觀念提出挑戰。在游樂場與文化殿堂、信息碎片化與知識系統化、快餐式教育和嚴肅教育之間如何取舍，需要當今博物館人認真思索。
在全球化的時代，各個博物館雖處于不同地域，但正如國際博物館協會主席漢斯·馬丁·辛茲所言，全世界的博物館都面臨著如何解釋我們本質上從哪里來和處于什么地位這一問題，并試著探究我們是誰和我們將如何發展一個共同的未來。因此增加國內外博物館界從業人員之間交流的頻率，提升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共享資源、觀點和戰略，確實必要且具有重要意義。全球博物館人面對新的時代，整隊再出發，永遠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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