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以農而立其根基，因農而成其久遠。在農耕文明的演進歷程中，耕讀相協的文化孕育了眾多農學家，他們不斷總結生產經驗，汲取先民智慧，傳承行知思想，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農家類書。王毓瑚編著的《中國農學書錄》（1964）收錄古代農書509種。張芳、王思明編寫的《中國農業古籍目錄》（2002）正編部分收錄我國農業古籍存目多達2084種，這其中包括各類校注性、解釋性和匯編性農書，體現出歷代農學“信而好古”的學術傳承性。農學典籍積淀了精深的農學思想，承載著厚重的文化底蘊，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物質載體，也是世界農學史上的寶貴財富。

　　農學典籍對指導古代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促進古代農耕文明發展功不可沒。李根蟠認為，“在人類本性和外部環境結構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條件下，古代的經驗和思考成果往往具有超時空的價值和啟迪意義”。作為五千年農耕文明的寶貴遺產，中國農學典籍的價值不會因時代的變遷而被湮沒，反而歷久彌新，書中記載的許多農業技術和哲學思想至今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以其科學性、思想性、審美性和學術性煥發出新的生機。

　　“要在安民”的農本思想

　　民之大事在農。“農本”思想貫穿中華文明的始終，構成了中國傳統農耕文明和農業社會的基本底色。《呂氏春秋·上農》開篇言道：“古先圣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即致力于農業發展是統治者教化萬民的先決條件。“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后妃率九嬪蠶于郊，桑于公田”乃先秦時期農本思想的突出體現，也是后世農學思想的主線。賈思勰《齊民要術》序中有言：“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義；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此序開宗明義，強調農業乃富國強國之根本以及勸課農桑之要義。

　　在儒家思想“學而優則仕”為主導的古代社會，大量官修和私修農書的問世，正是自上而下重農意識的體現。如明代才子王象晉在仕途正盛之時隱居鄉里，“旦夕從事于農圃”，后遍游天下十余年，著成40多萬言的農學專著《群芳譜》，折射出古代中國耕讀相協的文化樣式。明太祖第五子朱橚所著《救荒本草》，以救荒活民為宗旨，是“民本”思想的重要表達。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歷代農書所貫穿的“要在安民”的農本思想與習近平“三農”思想高度契合，映射出農學典籍的新時代價值。

　　《呂氏春秋·審時》中說：“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即把農業生產看作稼、天、地、人諸因素組成的有機整體。《氾勝之書》的“凡耕之本，在于趣時”，“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齊民要術·種谷》的“順天時，量地力，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無不滲透著對天地人“三才”統一的樸素認知，體現出古代先民在長期農業實踐中，所形成的整體觀和生態觀。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人與自然的“和合”是中國哲學永恒的主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論斷，就是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創造性轉化，也是對蘊含于農學典籍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在新時代的創新性發展。

　　詩畫農家的審美意趣

　　南宋樓璹的《耕織圖》繪制了一整套江南農耕與蠶織的圖譜，以詩畫的形式歌頌農家勞作。后世皆以樓璹之作為初本，創作出不同版本的《耕織圖》，以清代康熙《御制耕織圖》最負盛名。《耕織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應時代的繪畫水平和農事詩歌的創作風格，兼具農學知識性及文學、藝術和審美價值。據日本的渡部武考證，《耕織圖》于15世紀末傳入日本，但并未用于指導農業生產，而是作為山水畫被廣泛用于屏風、隔扇和拉門上。這正是其藝術審美價值的充分體現。

　　“詩三百”，思無邪。農事詩在《詩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展現了周代的農業生產景況，也體現了古代勞動人民的藝術創造力。后世知識分子多以耕讀傳家、知行合一為價值取向，因而，農書修撰者皆為飽讀詩書之士，所著作品以其文學性、藝術性見長。如唐代陸羽《茶經》的語言表達如詩如畫，文采斐然，體現了他的人格追求與審美情趣，使人獲得物我一體、主客合一的審美體驗，實現心靈上的凈化與升華。

　　北宋曾安止開農書附詩先河。蘇軾曾評價其《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高度肯定曾書的文學審美價值。后世農學典籍也多附農事詩，《王禎農書》中的《農器圖譜》為每種農具譜詩一首，既有普及農具知識之用，又兼詩性的審美價值，體現了古人科學思維和藝術思維的高度統一。

　　根脈相承的學術價值

　　宋人鄭樵有言：“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中國歷代農書根脈相承，構建了系統完善的古代農學體系，是研究古代社會政治、經濟、農業技術、生活習俗等的重要文獻，也是尋繹中華文明永續發展基因的重要源泉，兼具學術史價值。此外，古代農學家著書時，多摘錄前人成說，賦予農書典型的互文性特征，使其成為農書輯佚的重要參照。如《氾勝之書》，在《齊民要術》等書中多有征引，使其亡佚后又歷經鉤沉再度成書，彰顯出農學典籍的文獻學價值。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國農學典籍為世界農學史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也拓展了國際漢學的研究領域。英國社會學家白馥蘭在完成《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農業卷編寫后，依據中國農書對古代中國的制度、技術、性別等各種社會因素展開研究。在《跨文化中國農學》中，分析了中國的農業科學及農業文獻的性質與特征，涉及的農書有《耕織圖》《補農書》《沈氏農書》《陳旉農書》《農桑經》《韓氏直說》《農桑輯要》《王禎農書》《農政全書》等。

　　近年來，從農學之外的諸多視角對古代農書的研究開展得如火如荼，如古代農書語言學研究、專類文獻文化研究、鄉村社會史研究、翻譯傳播研究等不勝枚舉，使古代農書研究視域不斷開拓，也賦予其更廣泛的當代學術價值。

　　契合當下的科學意義

　　中國古代先民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實踐中，經過細致觀察，發現了節氣更替、氣象變遷、土力更迭、作物生長等諸多周期性變化規律，探索出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輪耕、輪作、積肥、堆肥等農業運作方式，對可持續發展形成了樸素認知。中國農學典籍既守正舊學，又因時求新，積累了豐富經驗，記載的許多農業經營與技術手段具有顯著的科學性。如《王禎農書》中論述的農林牧副漁系統經營，《沈氏農書》和《補農書》記載的明清時期在太湖地區推行的“農牧桑蠶魚系統”。這些農業系統觀念和技術至今依然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對提高農村水土效用、維護農業生態平衡、推行鄉村振興戰略等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21世紀初，尼日利亞引進中國“稻魚共生系統”的稻田養魚技術，實現了稻米和羅非魚的產量翻番，不僅減少了農村貧困，也讓當地民眾獲得了充足的食物供給。如今，中國的稻田養魚技術已推廣到東南亞、南亞、歐洲、美洲以及非洲的多個國家和地區。源自古代農業的中國智慧，為全球生態農業提供了寶貴的中國經驗，成為新時代農學典籍科學價值的有力詮釋。

　　中國古代農書具有科學性與思想性相映照，藝術性與學術性相統一的特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模因。深入發掘古農書的新時代意義，既可以為其自身固本求新注入活力，又能夠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傳承與創新。隨著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農學典籍里的經驗和思想可以“穿越時空”，為全球農業發展、環境治理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貢獻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