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七大戰略，鄉村振興戰略是其中之一。鄉村振興需要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在鄉村振興實踐中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思想、自然價值論以及生態系統整體性循環思維，努力促進鄉村發展過程中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綠色化轉變。這對于我國農業農村堅持綠色發展導向，推動可持續發展，確保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這段重要論述，將“生態宜居”作為總體要求的一項著重強調，體現出生態振興對于鄉村振興的重要意義。現階段，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面臨著人與自然、社會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矛盾突出的問題，須將生態文明建設全面融入到鄉村振興各項工作中去，努力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該對人與自然之間關系進行規劃和考量，人類要給予自然界更多關愛，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鄉村振興戰略要協調好農村社會發展與自然界的關系，將鄉村發展與環境治理結合起來，探索一條資源節約、環境友好、人與環境良性互動的環境保護型鄉村發展新路。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環境污染問題一直存在，特別是農業面源污染問題持續惡化，根本原因在于我們沒有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二者間的關系，將鄉村發展建立在過度消耗、破壞生態環境的基礎上，使人與自然之間關系變得緊張，矛盾突出。

　　從生態倫理學視角審視鄉村振興，就是要不斷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追求鄉村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兩者關系的相對平衡。鄉村發展必須從自然界中獲取物質資源，通過消耗物質資源推動社會發展，而自然界物質資源的修復和再生是一個動態循環過程，其實質是實現自然界各物質間動態的生態平衡。

　　如恩格斯說：“任何相對的特殊的運動，即這里的一個特殊的運動著的天體上的個別物體的全部個別運動，都是旨在確立相對靜止即平衡的一種追求，物體相對靜止的可能性，暫時的平衡狀態的可能性，是物質分化的本質條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質條件。”這啟示人們從自然界中取得物質資源從事生產活動，必須遵循自然界各種物質與能量的動態平衡規律，這樣才能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構建起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

　　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堅持農業農村綠色的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體現出人類實踐對動態生態平衡的訴求，并以維持這種動態生態平衡作為人的實踐的生態倫理準則，這是保持農村生態系統最高生物能力和生產能力的科學方法，也是最有利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實踐機制。

　　我國城鎮化速度和規模的不斷加快，使農村人口流失問題嚴重，有文化、懂技術的青壯年勞動力向外流動到城市發展，而留在農村的農民，科學文化素質不高。加之分散的小農生產方式造成了部分農民公共生態環境觀念和自然價值觀念淡薄，缺乏走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道路的能力，將犧牲生態環境換取發展視為理所應當，使自然生態系統破壞嚴重。

　　由于農村人口的不斷向外流出，人口數量持續減少，引發自然資源退化現象出現，影響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差距問題讓農民無法及時了解掌握新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農民只能走資源消耗型的發展道路，以非持續的方式掠奪性地開發利用生態資源。同時環境污染又成為了限制農村社會系統發展的重要瓶頸，進而陷入了“追求發展→污染環境→限制發展→加劇污染環境→貧窮”的惡性循環中，引發生態系統和農村社會系統矛盾問題的出現。

　　在鄉村振興的實踐中構建農村自然系統與社會系統的和諧關系，是基于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同宗同源、共生共存而言。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看，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工業化的農業發展方式是引發農村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重要原因，危機背后折射出的原因是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間的極不協調性。

　　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過程中，更多地是將自然界視為人的勞動對象的現實的自然，將追求便捷、高效視為發展生產的正確價值觀念，化學品的超量使用、污染物的隨意排放、自然規律的肆意破壞成為了理所應當。在鄉村振興實踐過程中協調好人與自然間的關系成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將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更是一項挑戰。所以，振興鄉村必須要特別強調生態建設的重要意義，充分理解農村生態文明建設中所依循的生態倫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