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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絕對不應當是讓資本自由下鄉，而是要保護農民的土地基本權利。這是他們最后的保障。中國的城鎮化不能是農民從農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的單向過程，而應當允許進城失敗的農民返鄉。進城失敗農民返鄉的權利是他們的基本人權，是最后救濟與保障。農民有退路，中國現代化才有出路。
一、
農民從農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經濟學家張曙光認為，城鎮化應該是兩個同時進行的過程，即農民從農村拔根，到城市落地。所謂從農村拔根，就是農民讓渡自己在農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經營權來換得進城的第一桶金。從農村拔根，不僅可以獲取進城所需安家的資金，而且可以自斷后路，從而真正城市化。
既然城鎮化是農民從拔根和到城市落地，就一定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行城鄉一體化。城鄉一體化，就是讓農民自由進城和資本自由下鄉。張曙光研究員認為，唯有破除城鄉二元結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提升中國城鎮化的品質，加快中國現代化的速度。
二、
資本自由下鄉，將吞噬農民安身立命土地。因為在當前中國城市資本過剩的情況下面，允許資本自由下鄉，資本將如洪水猛獸吞噬農民賴以安身立命的土地這個基本保障。城市資本之所以有強大動力，一是貨幣會貶值，而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是最好的儲存手段。二是城市人希望在農村有一個休閑去處，每年去度度假，享受田園風光。問題是，從農村拔根的農民能否在城市體面落地，卻是未知數。農民不可能，用他們讓渡農村土地權利所獲收入，在城市買得起房子。也許，他們可以在中西部縣城買得起房子。即使。他們買得起房子，他們也很難在城市安居得下來。
三、
當前70%農民家庭都“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當前中國農村，70%農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即農民家庭中，年齡比較大的父母留村務農，年輕子女進城務工。一個農民家庭因此同時有務農和務工的兩筆收入。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支出比較少。
這樣，農民家庭就每年都有結余，日子就比較好過。現在全家進城了。年齡大的父母，很難在城市找到就業機會，年輕子女在縣城務工的收入太低，無法維持“上有老下有小”的全家人生活，只能到沿海地區去務工。而城市生活成本遠高于農村，事事都要花錢，僅僅小區物業費，就要占到全年收入的很大比例。全家進城了，收入減少，支出大大增加，這樣一來，家庭經濟必然拮據，家庭關系必然緊張，所有家庭壓力，向缺少就業機會的老年父母轉嫁。
四、
再也回不去的父母，只有死路一條從老年父母角度看，他們知道自己的子女，正在為他們的子女積累打拼，自己成為家庭拖累。因為已經從農村拔起，老年父母不再回得去農村，在城市局促的家中，他們每天都備受煎熬，時間長了，就只有死路一條。中國現在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只有歐美日的七分之一。這就使得中國的城市化，不可能提供足夠讓進城農民，在城市體面安居的收入機會和就業崗位。
農民全家進城，進城失敗后，又不能返鄉。就必然要形成城市貧民窟。這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國家，農民從農村連根拔起后的現象。比如印度、印尼、菲律賓、拉美國家。一方面是城市觸目驚心的超大規模的貧民窟，一方面是農村的凋敝。城市貧民窟。不僅對農民，是不人道的去處，而且是現代化中的定時炸彈。中國的城鎮化，不能是農民從農村拔根，到城市落地的單向過程。而。應當允許進城失敗的農民返鄉。
五、
進城失敗，農民返鄉是他們的基本人權，進城失敗農民返鄉的權利，是他們的基本人權，是最后救濟與保障。農民有退路，中國現代化才有出路。農民進城，“人努力、天幫忙”，他們就在城市體面安居下來。但。在當前中國發展階段，相當部分甚至大部分進城農民，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就應當允許他們選擇返鄉，就要為他們留下返鄉的退路。進城失敗農民，只要回到了農村，與土地結合起來，他們就可以具有力量。
農民住自己的房子不花錢。種自己的承包地，可以很容易解決溫飽問題。搞副業可以獲得一些現金，庭院經濟和自給自足極大地降低了生活成本。村莊是一個熟人社會，祖祖輩輩生活在村莊中，親戚朋友住在村莊中，無論身體還是靈魂，都有安全感。也許村莊生活的日子不富裕，卻很踏實。相對于漂泊在城市的煎熬，寧靜的農村生活實在很好。若。國家為農民解決他們在農村生產生活所需基本條件，進城失敗農民從城市退養，就可以與農業完美結合起來。
六、
進城失敗農民返回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武漢市郊房地產商的廣告語都是“城市農夫有點田”呢!中國的城鎮化。應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且。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出現普遍的進城失敗及進城失敗后的返鄉。正是進城失敗農民可以返鄉，才沒有城市內二元結構。這也使得中國可以有效應對經濟周期。可以讓進城失敗農民返回的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也是因此，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絕對不應當是讓資本自由下鄉，而是要保護農民的土地基本權利，這是他們最后的保障。（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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