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川,一座有著“木雕之鄉”美譽的古城,深處世界自然遺產“三江并流”老君山片區,這里不僅是滇藏茶馬古道上的千年重鎮,通往香格里拉的交通要衢,更是滇西北文明發源的腹地。劍川自古是個出手藝人的地方,有著豐富的民族民間手藝傳承,其中以千年技藝之手工木雕最為出彩。而這樣一個文化遺產資源富饒之地,卻因地處高寒冷涼山區、交通不便、民眾受教育程度受到限制等綜合復雜的因素,導致經濟發展滯后,人均收入較低,數年來一直位列國家級貧困縣名單,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未得到大幅度改善。
自黨和國家開展脫貧攻堅工作以來,當地政府結合全縣產業布局,發揮地區特色,探索非遺與文化、文旅、文創結合的模式,積極促進了少數民族及深度貧困地區的傳統工藝振興,傳承千年的手工藝與文化遺產為脫貧致富帶來了新的生機。2014年至2019年,劍川縣實現4個貧困鄉鎮和46個貧困村脫貧出列,7334戶30089人退出,貧困發生率由20.18%降至0.86%。國家第三方評估團隊認為,劍川縣脫貧“穩定、可持續”,做到了零漏評、零錯退、群眾認可度為98.72%。剩余未脫貧的426戶1308人目前也已經全部達到脫貧標準,實現所有貧困人口清零。2020年5月16日,云南省人民政府發布通知,正式批準劍川縣等31個縣(市、區)退出貧困縣序列。從此,劍川歷史翻開新的篇章。
在劍川“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工作取得全面勝利的背后,校縣合作帶來的資源和機遇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其中,中央美術學院作為對口幫扶單位,利用“文化力量和藝術創意助力脫貧”,成為大理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經典案例。
在教育部黨組的統一部署之下,自2013年至今,中央美術學院陸續派出的四位掛職干部深入劍川扶貧一線。在這之中,自2016年至2019年連續三年半掛職劍川縣副縣長的強勇教授,在了解、熟悉當地文化生態、工藝狀況、生產與銷售的情形之后,將中央美術學院人文藝術優勢、個人專業特長與劍川的具體需求聯系起來,培養現代設計與地方工藝結合的自主研發能力;他將“指尖技藝”轉化為“指尖經濟”,推動傳統工藝產業形成以強帶弱、聯動提升的發展模式,為“木雕之鄉”注入新的活力;在于2017年中央美術學院與劍川縣雙方達成共識之后,他積極向國家文旅部申報中央美術學院駐云南大理劍川傳統工藝工作站,工作站在當年11月份正式揭牌成立。之后便以此為陣地,為當地手工藝從業者及非遺傳承人創造高端學術研修學習機會;他以校縣幫扶為前提,校外實踐為機會,用“實地調研、在地設計、就地推廣”的方式開展創新型幫扶工作,在脫貧攻堅戰中探索出一條美術扶貧的特色道路。
一
“文獻名邦”劍川亦有著“白族文化聚寶盆”之稱,它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北部。明清之際,此地教育鼎盛,景賢崇文,先后涌現了趙藩、周鐘岳、趙式銘、張伯簡等一大批歷史文化名人。古往今來,作為滇文化與中原文化,乃至異域文明的融合薈萃之地,劍川擁有燦爛的歷史文化積淀,豐富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景觀。地處南方絲綢之路要塞所開拓的商貿往來,使這片土地商貿繁榮,人文風土如民間歌舞、民俗節慶、傳統手工藝發達。
劍川手工藝眾多,如木雕、石雕、土陶、布扎、刺繡等,從傳承、技藝、知名度這三個角度來看,最為突出的當屬劍川木雕。在歷史上從唐天寶、貞元年間至今,劍川木雕作為獨立的工藝門類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具有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據史料記載和相關專家考證,唐時,劍川木匠就承擔了南詔五華樓木雕構件的制作;宋時,曾有劍川木雕藝人進京獻藝,轟動京華。清代學者張泓在其《滇南新語》中記述:“滇之七十余縣及鄰滇之川黔桂等省,善規矩斧鑿者,隨地皆劍民也。”可見當時的劍川木雕匠人之普遍。
在云南,“麗江粑粑鶴慶酒,劍川木匠天下走”的民諺廣為流傳,劍川木雕匠人的足跡遍布整個西南地區,甚至緬甸、越南等地,不僅在國內享有“中國木雕藝術之鄉”的美譽,更蜚聲海內外。許多著名的建筑廟宇都與劍川木匠有著密切關系,北京的故宮、承德的避暑山莊上的木雕裝飾,昆明金馬碧雞坊、國通寺和三牌坊、大理的大慈寺、洱海的八角亭、建水的石照壁、保山的飛來寺、中甸的歸化寺、麗江木府,乃至緬甸曼德勒皇城等等,無不留有劍川匠人精妙絕倫的手藝刻痕。“雕得金龍騰空舞,鏤出金雞報五更,刻成白鳥枝頭唱,雕花引蜜蜂。”劍川木雕技藝的精湛與傳神,從這首劍川白曲的唱誦中也能感知一二。
那么,劍川木雕的歷史淵源、藝術特色以及近年來的發展現狀如何呢?在敘述劍川木雕的扶貧發展道路之前,有必要對這些問題先進行一一梳理。
二
劍川木雕究竟起源于何時?學術界對此說法主要有兩種。第一種認為劍川木雕起源于新石器時代“干欄式”建筑中的木質建筑工藝,代表學者是張笑;第二種認為劍川白族木雕的起源于唐朝的南詔時期(約公元八世紀),代表研究者有黃鑫宇、楊麗麗等。
木制器物易腐朽,不像青銅器、石器等能夠穿越上萬年來到世人面前,因而木雕藝術的起源實難追溯。據考古學家考證,人類現存最古老的木雕制品是在烏拉爾山脈的泥潭沼澤中發現的,根據加速質譜法測量后,推算其歷史大約有11000年,而中國現存最早的木雕,是新石器時代河姆渡文化和遼寧新樂文化遺址出土的木雕魚和木雕鳥,距今7000多年。在以后的夏商文化遺址中,更有大量木器用具的出土。
木雕藝術發展和人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早期木雕遺留下來的主要為禮祭、生產、生活用品及宗教造像等,而我們今天生活中所能見到的木雕實物主要還是集中在古建筑之上。中國的傳統建筑形制大多以木結構為主,因而建筑與木雕藝術的結合最為廣泛普遍。雖然目前已無從定論用于建筑的木雕起于何時,但根據先秦文獻記載,至少在周以前相當長一段時期,木雕就已出現在建筑上。而唐宋以來,越來越多的木雕藝術用于殿堂樓閣、廟宇民居的建筑裝飾上,很多傳統的木雕工藝也隨著被保護的古建筑留存至今。
劍川木雕源遠流長,其技藝能代代傳承上千年,首先是劍川獨特的地理環境所決定的。劍川多山地少平壩,洪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災害時有發生,多變的氣候不適合農作物的生長,這就注定了農耕無法成為劍川百姓的生存重心,學一兩門手藝才能謀生。正如《滇南新語》載:“劍川磽瘠,食眾生寡,民俱世業木工。”世代家傳的木匠,在此地百姓中較為普遍。
其次,從歷史的角度考察,我們從劍川海門口遺址的發掘及南詔時期的史料中可以推斷,此地木雕藝術的起源與建筑的關系十分密切。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甸南鎮的海門口遺址,北距劍湖1公里,1957至2017年分別開展了五次考古發掘。2008年第三次考古發掘時清理出“干欄式”建筑4000多根木樁柱、橫木和木構件,構成龐大的建筑聚落群。這些被發掘出的木樁在地下沉睡幾千年,經測定,距今約5300-3900年。作為迄今中國發現的最大水濱木構“干欄式”建筑聚落遺址,其規模和震撼力為世界罕見,為研究中國史前聚落類型提供了寶貴的實例。從文物中我們可以發現,遠古先民已經學會了把木頭削成三角形鈍尖狀釘入泥土作為立柱,立柱與橫木銜接處,已采用方形榫卯連接。這一技術原理跨越五千多年時空來到今天,仍然是劍川木匠們在木構造建筑和木器間巧妙運用的基本技法。
唐南詔《蠻書·蠻夷風俗第八》一章中有如下記載:“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棟下宇,悉與漢同,惟東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另置倉舍,有欄檻,腳高數丈,云避田鼠,上閣如車蓋狀。”這一記述描述了彼時白族建筑已走向山地和壩區,出現了棟宇式房屋結構,并設置石腳和附屬倉舍。而我們從晚唐至南宋延續300多年開鑿而成的劍川石鐘山石窟中,亦發現許多涉及建筑木雕的石刻,可以看出當時“劍川木雕”雕刻類型,已大致分為廟宇殿堂的斗拱、梁雕、坊雕飾件和佛龕、背屏雕花兩種類型。這些仿木結構建筑的石刻,從側面印證出唐宋時期劍川木雕的成熟狀態。
那么,劍川木雕與建筑廣泛結合之后進一步的技術革新是如何發生的?歷史上,中原地區能工巧匠們在戰爭中被俘虜,不斷輸入云南境內,這為彼時白族木匠手藝發展提供了契機。據史料記載,安史之亂后,盛極一時的大唐王朝日薄西山,在邊疆地區已經無力抵抗來自西南少數民族的進犯。《資治通鑒》曾云:“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自是南詔工巧,埒于蜀中。”公元861年至869年,南詔國曾三次攻打益州府(今四川成都),并從川蜀地區擄回十萬工匠,而后在洱海地區大興土木,建造宮殿廟宇。當地的白族工匠廣泛接觸到漢族工匠,學到不少先進技藝,融合白族木雕的風格,形成云南獨樹一幟的古建木雕技術流派。
隨著歷代宮殿城池、宗教廟宇工程的大規模修建,劍川地區逐漸成為聲名遠揚的木雕之鄉。時至清代,劍川古建木雕的精湛手藝和匠人足跡已經遍布中國西南,甚至遠達東南亞、西亞等地,也就有了清代學者張泓在其《滇南新語》中的記述。
三
中國各地民間木雕流派眾多,風格多樣。比較有代表性的皆為南方及沿海地區幾大流派,如浙江東陽木雕,素有“雕花之鄉”美稱,擅長保留木質原有色澤紋理,題材廣泛、圖案優美、精細光潤;廣東潮州的金漆木雕,起源于唐代,用樟木雕刻,再上漆貼金,產生金碧輝煌的視覺效果;福州龍眼木雕以龍眼木為材料,當地木雕藝人擅長利用其根部及折痕疤結,因勢度形,雕刻成趣味盎然的各類人物、鳥獸形象;樂清黃楊木雕從清代中期起發展,擅長民間木雕工藝品制作,以小型黃楊木人物造像或陳設品聞名;徽州木雕常運用在建筑物構件及裝飾上,多描繪歷史故事、山水名勝及各類吉祥圖案等。
相較以上幾大木雕流派,劍川木雕有著自己非常顯著的藝術特點,其兼南北之長,充分展現了白族和中原文化的交融,把原有的粗獷、豪放的風格和江南木雕細膩、精巧的風格融為一體,成為全國木雕的重要派別之一。從本土一些作品的雕刻圖案中,能清晰看到在中原傳入的基礎上融入了白族民間圖騰崇拜和民間風俗崇尚,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對牡丹、蝙蝠、獅紋、龍紋、壽紋等紋樣進行適當的寫意式變形等。
題材內容上,劍川木雕主要以古建木雕為主,還包括本地宗教信仰主題雕刻,以及獨特的山石、花鳥、走獸雕刻等,人物雕刻則相對較少。其中,花鳥題材的雕刻是劍川木雕中最有特色的,花卉多為寫實,常有木匠打亂花序節令,把云南八大名花和諧地雕刻在一起,荷花、牡丹則通過凸凹的雕刻手法,使之形神兼備,頗有“繁花四時香”之效。花鳥魚蟲大多在一個畫幅共同展現,題材常有孔雀開屏、喜鵲登梅、白鶴盤松、鯉魚跳龍門、雙鳳朝陽等等。經過千余年的發展和衍變,劍川木雕目前有嵌石木雕家具、工藝掛屏和座屏系列、格子門系列、古建筑及室內裝飾裝修、旅游工藝品小件、現代家具六個門類260多個花色品種,集藝術價值、觀賞價值、珍藏價值和實用價值于一體。
無論何種題材,劍川木雕都用虛實結合的手法,細膩精巧的刻工,疏密得當的布局,以鏤、透、襯、比的技巧雕成。正如強勇在《對劍川木雕的近觀遠思》一文中談到:“畫法、書法、刀法組構出劍川木雕在技藝、技能領域的章法,寫意式的用刀方式所呈現出來的古樸、厚實、拙而不巧、氣格寬厚,正是劍川木雕原初的遒勁本色。”而在工藝技法上,劍川木雕中圓雕、浮雕、淺浮雕、線雕、鏤空雕等全套雕刻手法齊用,尤其擅長鏤空雕花技術,雕花層次從明代的單層線雕、浮雕發展到兩層甚至七層的鏤空雕花,令觀者嘆為觀止。此外,劍川木雕的榫卯結構也很獨特,不同于一般使用的直榫,其大量使用斜榫、燕尾榫、十字榫,因而木雕產品牢固,抗震性極強。
劍川木雕除了技藝和風格上與其他流派存在差異,最吸引人的地方還在于它與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劍川街頭所售賣的劍川木雕大多是建筑用的格子門及裝飾件,購買者也都多為當地百姓,這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見。
在劍川古城,目前仍保留著一百余座明清古建,明代建筑院落40余處,其中保存完好的有21處,清代建筑有146處,還有很大一部份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的土木結構建筑。古城內的建筑幾乎囊括了白族建筑的所有類型,有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馬轉角樓、六合同春、一顆印等等,具有很高的文物保護價值。可以看到,明代的建筑木雕注重結構嚴謹,但圖案簡潔、刀法明快、線條流暢,清代建筑木雕除了注重結構嚴謹結實以外,更加注重外形的美觀,尤其在木雕構件裝飾上要求較高,雕鑿較為精致細膩。因此,相較明代的簡潔厚實的格子門,清代的格子門更看重雕花圖案的精美,形成“吉祥如意”“福祿壽喜”“松竹梅蘭”等品類繁多的雕花圖案。
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劍川木雕有非常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劍川木雕工藝的生存與發展處在一個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不斷產生歷史交融的空間中。如今,當地不僅有至今仍在盛行的八月初八“木匠祖師魯班會”,還有全國數量最多,至今仍廣為流傳的木匠故事、木匠歌謠、敘事長詩等等,對白族歷史、語言、工藝傳承發展等情況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價值,同時也為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美學、考古學等提供了珍貴的材料。
四
建國以后,劍川木雕在國家相關政策下得到顯著的發展,首都人民大會堂、民族文化宮等重要建筑都飾有劍川木雕。1996年,文化部(現為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命名劍川為“中國木雕之鄉”。2011年5月,劍川木雕由國務院公布列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稱譽都大大提高了劍川木雕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然而,剛來到劍川的強勇在走訪調研中發現,劍川木雕這樣一門有著豐厚歷史傳承與較早成名機遇的傳統手工藝,在進入新世紀以來,卻在工業化發展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一度出于低迷的狀態,市場名氣和發展遠不及浙江東陽、福建莆田等沿海地區的木雕藝術。究其原因,除了地處大山閉塞地區之外,當地人民風淳樸、多做少言的性格,貧困縣整體經濟基礎薄弱、現代市場意識不足都造成了劍川木雕得不到廣泛宣傳,“藏在深山無人識”,因而出現“起大早,趕晚集”“手里有貨,看別人掙錢”的現象。
作為劍川手工藝的龍頭產業,強勇在扶貧工作開始不久,便將“劍川木雕”的發展視為幫扶的工作重點,努力尋找轉機和突破口,利用政策思維和藝術資源打造切實可行的平臺。例如,在全國成立傳統工藝工作站是文旅部實施的國家政策,通過中央美術學院和劍川當地聯合申報,于2017年成立“中央美術學院駐云南大理劍川傳統工藝工作站”,以“用字引領、根字為基”作為宗旨,將劍川的木雕、石雕、土陶、白族布扎以及式微、瀕臨消失的紙扎、民間玩具、羊毛氈毯制作等工藝綜合帶動,聯動提升。工作站建立后,為中央美術學院的師生資源、藝術資源深入到劍川當地,鏈接高校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強勇圍繞劍川木雕所開展的扶貧發展工作,包括四個方面:
01、在思想觀念層面
注重交流對話,培養有整合意識的產業化發展思維。首先,實踐的長足發展要結合理論與思想上的提升,他定期組織學術對話及研討活動,通過2016年舉辦中國·劍川木雕文化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2017年組織舉辦“匠作、設計、生活”為主題的傳承人與設計師對話會;2018年舉辦大理·劍川木雕藝術博覽會暨劍川木雕文化節“劍湖論壇”等活動,同時自己撰寫萬余字劍川木雕產業發展的調研文章《對劍川木雕的近觀遠思》,針對木雕的傳統發掘、文化定位和未來發展做好相關研究工作。其次,立足本土,保有特色。強勇提出,在木雕產品的創作與制作思路上,不足之處可以借鑒學習兄弟省份的優秀經驗,但不能放棄白族特有的風格、類型和裝飾紋樣,如果產品趨同,本土特色流失,木雕作品或產品將毫無競爭力而言。又如劍川人物雕刻弱,可以回眸晚唐以來劍川石雕人物工藝塑造方法,以石鐘山石窟人物造像為藍本,實地臨摹感受,或是借鑒中央美術學院在西方解剖造型上的訓練方式等,以此來增強對劍川木雕中人物塑造的表現力。強勇認為,劍川木雕行業的現狀總體是“競爭有余、交流不足、各自圖存、合作不夠”,要在競爭機制下進行業內的合作,在合作的基礎上進行良性的競爭,避免過去傳統作坊式的發展模式,整合行業資源,將地方特色木雕工藝與現代市場有效接軌。
02、在產品研發層面
引導注入現代工藝與設計意識。在扶持工藝的同時,打造本土設計團隊,提升工藝自主研發能力,以順應新型旅游市場的需求,開發新穎實用的設計產品。過去,劍川木雕并不太注重產品品種門類的豐富度,一直存在板塊相對單一、造型樣式雷同的問題,木雕生產也不會考慮現代年輕人群的審美需求。工作站針對這一現狀,組織教育、文化、宣傳等系統具有美術基礎的教師和傳統工藝匠師組成設計團隊,由站長強勇主抓設計的團隊培訓和授課。自開展工藝品設計研發以來,共設計了549張設計稿,完成產品180多件,并于2018年劍川民族傳統節慶石寶山歌會節期間,舉辦“劍川縣旅游工藝品創意大賽設計與實物制作展”,向民眾展示匯報。2020年疫情期間,工作站準備舉辦“創意劍川、走進生活”文創產品設計大賽及展覽,把因疫情滯留劍川的各地各類藝術院校劍川籍的大學生、研究生組織起來,在當地同事的配合下,強勇以視頻網課的方式授課、審稿,目前已出設計稿100余套。
03、在人才培養層面
運用“請進來,走出去”的方針,培養具有新型創作思維和經營思維的木雕從業者。劍川木雕產業的從業人員有兩萬余人,這樣的數量在全省工藝美術行業都是領先水平,劍川過去的木匠是集工匠和文人學者于一身,“拿起墨斗當木匠,提起朱筆作先生”。而如今的劍川木雕從業人員普遍學歷較低,高中畢業已算是高學歷,為謀生選擇學一門手藝,且多為半工半農人員。針對這樣的問題,強勇實行先“請進來”,定期請當地、外地的學者及專業院校教師來劍川開課、辦講座,先后在工作站舉辦九期“劍川傳統工藝大講堂”,使工藝從業人員不僅要“知道怎么做”,更得明白“為什么要這樣做”,讓非遺人群、傳統工藝人員和文化工作者獲得最前沿權威的文化信息,從地方歷史的發展中厘清當地白族文化與傳統工藝的內里脈絡。這些講座不僅提高了木雕手工藝者的文化藝術素養,拓寬了傳統工藝的創作思路,也增強他們對劍川傳統工藝的文化自信。再實行“走出去”,帶隊考察其他工作站工作,到省內外傳統工藝富集地學習考察非遺保護傳承開發方面的經驗,拓寬眼界。此外,配合學校及相關政策,積極組織木雕工藝傳承人和從業者到中央美術學院參加學院中青年非遺傳承人高級研修班培訓計劃。在“劍川傳統工藝大講堂”培訓結束后舉辦展覽,采取“一訓一展”的方式,并開設常設展,同時讓劍川縣職業高級中學工藝美術專業的學生一同參與,為后續的當地工藝發展做好人才儲備和梯隊建設,也為年輕學子在家門口自主創業、服務家鄉打下基礎。
04、在宣傳推廣層面
積極引入專業媒體資源,并打造一系列大賽活動平臺。拍攝以劍川傳統民族工藝為主要內容的紀錄片等,并主持“劍川名匠”評選活動、舉辦“手工劍川·走進生活”旅游商品創意大賽、木雕產品創意雕刻大賽等。
此外,強勇在掛職之初就體認到“合縱連橫”對于劍川木雕發展的重要性。“連橫”是指在劍川內部利用民間力量、協會的功能整合木雕隊伍,在政府政策支持的情況下,分規模、分層次拉動產業、帶動經濟,先期內部合作要重于競爭。“合縱”即是對劍川外部環境而言,針對其他兄弟省份的木雕精英、隊伍、產業和市場,既競爭又合作,競爭大于合作,各有側重,加深情誼,友好切磋。在扶貧攻堅工作開展的三年半時間里,強勇一直致力于木雕產業中的“合縱連橫”,將劍川木雕“各自開山修路”的狀況,通過各項資源與措施的整合,最終“擰成一股繩”,這些舉措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劍川木雕不僅有悠久的歷史,時至今日在謀求民族文化的自信、地方經濟的發展、現代工藝的提升方面,擔當起更為重要的角色。據最新統計,截至2019年,全縣從事木雕工藝人員有21000多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360多人,月收入3000到4000千元左右,實現產值4.74億元,木雕產業已經成為群眾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徑,劍川木雕也成為了本地健康持久的支柱型特色產業。
中央美術學院對口幫扶劍川七載,用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完成了一份卓有成效的扶貧成績單,成為“扶貧攻堅”校縣合作的經典案例。高等藝術教育不僅需要向社會培養高端藝術人才,還應積極與中國廣大的地域現實、民間藝術相結合,主動發現、研究與解決問題,弘揚、傳承中國璀璨的民族文化。劍川木雕手藝傳承作為一個活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像一條長河連綿不絕延續千年,如何在傳承和創新之間找到一條獨立的發展路徑,繼續弘揚“工匠精神”,打響“千年技藝、手工木雕”的品牌,值得我們持續思考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