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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美學自王國維以來，以現代視野重構傳統，并藉此闡釋中國美學的精神意蘊和價值，就成為百余年來學人一以貫之的任務。但是，就美學作為一門原創于西方的學科而言，以此介入中國美學史研究卻面臨著獨特的困難。比較言之，西方美學產生的歷史背景雖然復雜，但古希臘的商業貿易及由此形成的以城邦為主體的市民社會，卻是奠基性的。
這種社會形態所孕育的自由精神和個人主義傳統，與中國建基于農耕文明及宗法制的集體主義傳統存在著巨大的相異性。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生產方式的獨特性及其對美學和藝術的孕育，馮友蘭先生在其《中國哲學簡史》中曾有專論，新中國成立以后，學界圍繞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產生方式”也曾產生過漫長的爭論。這一爭論表明，相對于傳統的歐洲文明中心論，中國是一個“他者”，而且這個“他者”的“他性”，是由其漫長的農耕文明決定的。與此一致，中國美學之所以作為中國美學存在，最根本地體現在這種生產方式為中國文化和藝術帶來的限定。
按照一般的看法，中國農耕文明起于新石器時期。這種文明在中國的早期發展狀況，可套用蘇秉琦先生的“滿天星斗”說做出多元的描述。但同時，這種多元最終被歸并為一體，即黃河流域的農耕文明奠定了后世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基礎。關于農耕文明對中國經濟模式、政治結構及國家觀的塑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首先，農業經濟是一種自然經濟，自然是勞動的對象，也是獲得生活資料的對象。人對自然的高度依附性，決定了觀念領域對自然價值的全面肯定。
正是因此，在中國古代思想中，天道自然，不管是對儒道還是墨名法，都是哲學認知的起點，“天人合一”則是共同的價值選擇。其次，中國傳統政治是一種自然政治，人的社會政治行為只有組入到自然秩序中才具有合法性。這種政治模式顯然來自于農業生產方式對自然規律的認知和發現。以《禮記·月令》為例：在一年的12個月，帝王、公卿、百工及至黎民的政治和日常行為，都被納入到了四季的變化中，自然的時序更迭為人事的運作提供了尺度和依據。
在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者魁奈曾講：“在中國，思辨科學沒有取得什么進展，而對自然法的研究卻已達到盡善盡美的最高程度。”這種以自然法則為人的行為立法并作為政治一般原理的做法，是農耕民族的典型特征。第三，傳統中國是被人地關系限定的國家，然后才是民族國家。與游牧和商業民族不同，農耕民族的財富（土地）是非移動的。這種財富的特性決定了農民對土地的固著，也決定了安土重遷成為最基本的人地觀念。在中國古代，中原地區之所以長期成為中華民族穩固的政治文化中心，與這一民族對土地的固著大有關系。
按照《尚書·禹貢》確立的早期國家地理形態，它的疆域基本上是以黃河中游的“河洛王里”為中心，沿著“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的等差秩序四面擴展蔓延，直至“東漸于海，西被流沙”。這種國家觀或天下觀，有人說是中原中心論，但更根本上講是農業中心論?；蛘哒f，中國農業最早的發達地區被視為國家或天下的中心，愈趨近于這一中心便愈文明，愈遠離這一中心便愈荒蠻。但是，中國社會的夷夏或文野之辨又不是恒定的。如果邊疆民族占據中原并轉為農耕，它便會在政治上獲得正當性，并代表中華文明。這說明種族并不是國家組成的決定性因素，土地和農耕生產方式才是根本性的。
農耕文明是深植于泥土的文明。土地不僅決定著中國的經濟、政治和國家形態，而且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美和藝術的屬性。在中國美學和藝術史上，對泥土這種媒材的使用是主導性的。比如，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制造工具是人的起源也是美的起源，我們往往據此將中國美學的起點定位于石器時代。但對于中國早期歷史來講，石器顯然不是最主要的勞動工具。
在由黃河泥沙沖積而成的中部平原地區，石材不易獲得，石制工具的笨重也使其不適于農業種植。相反，樹木作為泥土的直接生成品，用它制造工具不但輕便易得，而且極適宜黃河流域疏松的土質。正是因此，對于中國這個農業民族來講，最早見于文獻的勞動工具不是石器，而是木器，即神農氏的“斷木為耜，揉木為耒”（《易傳·系辭下》）。同時，按照現代考古學關于中國早期文明史的劃分，陶器在黃河流域大量出現的時期（仰韶文化）被稱為新石器時期，這顯然也有欠準確。
陶器作為直接以泥土為材質的器物，它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中國人對泥土屬性的深刻理解，而這種理解同樣離不開農耕文明。后世中國人對泥土的加工日益精細化，最終制造出美輪美奐的瓷器。可以認為，從陶器到瓷器的演變，標明了中國農業文明從泥土認知到實踐再造直至審美升華的超越之路，也說明中國美學的起點與其說是所謂的舊石器晚期或新石器早期，倒不如說起于耒耜時代、初成于陶器時代、成熟于瓷器時代更為確當。
與日常器具建基于泥土并追求審美超越一致，中國文學和藝術也是農耕實踐的引申物。像甲骨文中的“藝”，本義就是種植，“樂”則是表達谷物豐收的喜悅。另像“美”字，所謂“羊大為美”，明顯與遠古農業的家畜飼養有關。后世“藝”由農業種植發展成為雅化的技能，即“六藝”，進而發展成精神性的“藝術”；“樂”由對谷物豐收的禮贊發展為普遍性的快樂，進而發展為表達快樂的藝術形式“音樂”；“美”則由視覺的胖大和味覺上的鮮，發展成為一般性的審美。
這種詞義的演進，一方面體現出人類從物質向精神、從實用向審美、從快感向美感進化的趨勢，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農耕文明對于中國美學和藝術的奠基性。在詩歌領域，早期中國詩歌以農事詩為主，所謂“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后來則一步步位移為山水田園詩。比較言之，農事詩因更深切地植根于農耕生產建立的人地關系，故而體現出質樸厚重的特點，田園山水詩則因對鄉村形式性的審美觀照，而表現出輕靈唯美的特征。據此，理解中國審美意識和藝術的發生，必須樹立從實用到審美逐步演進的觀念。在這個審美連續體之中，土地和種植為人的生存提供的穩靠性，對于中國美學和藝術具有奠基的意義。(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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