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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沉睡于地下2000多年的曾侯乙編鐘在湖北隨縣（今隨州市）出土。它是中國文物考古、音樂史和冶鑄史上的空前發現。
“自發掘后，曾侯乙墓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景區。1979年，就在曾侯乙墓原址上建立了工棚，一方面保護遺址；另一方面也便于管理。”王新成向記者介紹說，目前，景區正在升級中。相關燈具設備等都已安裝好，下一步將以3D投影的方式，還原墓葬發掘時原始陳列的模樣。由于槨板還沒有完全風干，出土的文物沒辦法陳列進去。未來，還將以實物的方式進行還原。
禮樂重器重見天日
“1977年9月，解放軍的一個雷達修理所，在隨縣縣城西郊的東團坡修建廠房平整山頭的過程中發現了這個墓。”王新成向記者介紹說，1978年3月19日，湖北省考古人員趕到現場，經考古勘探發現大型古墓。墓坑呈不規則的多邊形，面積達220多平方米。墓槨蓋板上鋪有竹席，保存得很好。竹席上有一層絹布，絹布上填有木炭（出土時含水共有6萬多公斤）。木炭上填鋪白膏泥、青膏泥、五花土，上面再鋪有一層青石板，石板上填青膏泥、五花土直到上面耕土層。該墓后來被命名為“隨縣擂鼓墩一號墓”。
“該墓有一個直徑0.8米的盜洞，木槨蓋板有一塊已經被截斷，槨室內已經進了淤泥，有積水。”王新成說，經過1個多月的準備工作，發掘組從1978年5月11日開始分步驟發掘，首先清除殘存填土、顯露槨蓋板；其次取掉槨蓋板及浮在水面上的器物，排除積水、清除淤泥；最后清理槨室，取棺拆槨，取出文物。
對發掘過程，湖北省博物館原館長、曾侯乙墓考古發掘隊隊長譚維四記憶猶新。“5月22日午夜，水位下降到距槨墻頂50厘米時，曾侯乙墓中室內靠西壁不遠、與之平行的2個長約2米的木架隱約可見。隨后，靠南壁同樣一個木架也隱約露了出來。”他回憶說，5月24日午夜，由上而下又露出了一層橫梁，長短兩根曲尺相交，梁體粗大，緊靠西壁的長達7米多，緊靠南壁的3米多，其下由3個佩劍銅人及一根圓形銅柱頂托，梁下懸掛的甬鐘比上層的鈕鐘大，而且花紋精美，都有錯金銘文。
“隨著水位的下降，5月25日，又露出了一層橫梁，與上橫梁結構形體相近，梁下由三個更大的佩劍銅人及1根銅圓柱頂托，有12個大型甬鐘及一個镈鐘，或懸于梁下或掉在梁架旁槨底板上。”譚維四說，自此一套規模宏大、氣勢磅礴、造型精美、數量眾多的青銅編鐘赫然顯立在人們眼前。6月15日，65件編鐘連同掛鐘構件、整副鐘架以及豎在鐘架旁的2根撞鐘木棒、置于懸梁上的6個T字形敲鐘槌，悉數安全出槨。至此，埋藏了2000多年的巨型禮樂重器，終于重見天日。
“編鐘全部出土后，經過清洗發現，甬鐘正面、鉦部有‘曾侯乙乍持用終’錯金銘文。”王新成向記者介紹說，65件套編鐘中，有1個镈鐘上有銘文31字，記載了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的消息之后，于在位第56年（前433）特制镈鐘用作祭祀。這為編鐘鑄造和該墓下葬年代提供了可考的依據。
先秦遺音再度奏響
曾侯乙編鐘出土后，文化部文藝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音樂史學家李純一、黃翔鵬、王湘、吳釗等，先后從北京到達隨縣，對出土的樂器及全部編鐘進行了考察與測音，繼而與古文字學家、北京大學教授裘錫圭、李家浩等合作，對編鐘銘文進行全面的考釋研究。
“測音與研究表明，由于鐘體合瓦形的獨特結構和不勻厚的鐘壁以及激發點和節線位置關系，所有編鐘都能擊發出兩個樂音，兩音間多呈三度和諧音程。”譚維四介紹說，下層的大鐘，聲音低沉渾厚，音量大、余音長；中層較大的鐘，聲音圓潤明亮，音量較大、余音也較長；中層較小的鐘，聲音清脆、嘹亮，音量較小、余音較短；上層鈕鐘聲音透明純凈，音量較小、余音稍長。各組鐘需配合演奏，才能發出奇妙的交響。
出土于鐘架旁的6個T字形木槌是用來敲擊中上層組鐘的工具，但下層大型甬鐘用什么來演奏，當時卻讓學者感到疑惑。王新成指著曾侯乙墓遺址旁展示的鴛鴦形漆盒上的彩繪撞鐘圖對記者說，根據這個撞鐘圖，學者斷定鐘架內側的兩根長圓木棒是用來撞擊下層大型甬鐘的。
銘文資料驗證史實
“怎樣讓今人在目睹精美樂器的同時，又能聽到2000多年前的優美樂音，我們決定把它們搬上舞臺，重現其當年風采。”譚維四介紹說，經過反復琢磨、檢測，又將已脫落的受損的掛鐘構件進行修復、復制，尤其是仔細檢查了木質橫梁，估算了其承載能力，確認不會有任何危險后，成功地把編鐘在舞臺上重新組裝了起來。于是，1978年8月1日下午，一場史無前例的編鐘音樂會在距擂鼓墩不遠的解放軍炮兵某師禮堂拉開了帷幕。
譚維四表示，曾侯乙墓給我們留下了為數眾多、在空間上看得見摸得著的精美樂器，其中有的樂器（鐘、磬、篪、排簫）還給我們留下了在時間上雖已逝去，但今天仍能親耳聽到的原始聲音（樂音），并能用以奏出旋律；更可貴的是還留下一部重要的樂律學文獻——鐘磬銘文。憑借這些文物，雖不能全面但亦足以看到曾國在音樂藝術方面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代表了目前已知的公元前5世紀中國音樂文化的最高水平。
這套編鐘之所以格外受重視，據學者介紹，主要因為它是歷年來出土數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批。而且許多鐘的形體很大，最大的一件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是目前我國已出土編鐘中的最大者；每一件都能發音，而且1件鐘能發2個不同的樂音；編鐘上，刻有關于記事、標音、律名關系的錯金銘文2828字，加上鐘架簴梁（橫梁）、編懸配件上的銘文、磬銘文、磬盒銘文，共3775字，是先秦樂律的重要資料。它不但驗證了先秦文獻中某些記載的真實性，對于大量失傳的音樂知識和實踐、區域音樂特性和相對的理論規范等，也是重要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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