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舞陽縣賈湖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的墓葬中發現了十多件骨笛。（《中國文物報》87年12月11日）骨笛系用猛禽翅骨或腿骨截去兩端骨節制成的，一般長20厘米左右，直徑1.2—1.5。一端稍粗，一端較細，多數正面鉆有七個音孔，無笛膜孔，上端亦無洞簫的山口。形制固定，制作規范，個別音孔旁還鑿有一小孔。其中一件七孔骨笛保存完好，吹奏時豎持，將骨笛上口與嘴構成一個適當的傾斜度，方能使之發聲。經試吹得知此骨笛已具備音階結構，其律制是屬于中國傳統的三分損益律。這就是說，我國五聲音階遠在8000年前已經形成了。

　　音階，是構成音樂的基本要素之一，沒有音階也就沒有音樂。音階是如何產生？我國五聲音階、七聲音階又是何時形成和發展？這是音樂史家所特別觀注的問題之一。以前，中外專家學者曾對這個問題作過不同程度的探討，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瑞典的卡爾.聶夫在談到中國五聲音階和七聲音階的形成時說：“在邈遠的太古，中國人已經運用音響學的方法，制定了至今猶存的樂制，他們發現了五個音的音階，（so、la、do、re、mi）這是從do音開始，用五度相生法得出來的，根據這種五聲音階制作成的曲調不計其數。......西方所用的七聲音階，也是中國人在耶蘇紀元前1500年制定的。”（《西洋音樂史》）這就是說他把中國七聲音階的形成推定在商代，西方的七聲音階是從中國傳去的。日本的林謙三對中國五聲和七聲音階的形成與卡爾.聶夫相反，他認為“太古時代......即是真個有了五弦，也未必是宮、商、角、徵、羽這樣正確的五音，而只是有著不同的音程的五個音而已。”而且“由五音發展到七音，理論上可以追朔到周，而實際音樂上用到七音，還當遠在后世。”（《東亞樂器考》）國內音樂史家楊蔭瀏根據文獻記載提出春秋中晚期的樂師已將“七聲音階的出現與周武王伐紂時（公元前1066年）聯系起來。”（《中國音樂史稿》）吳劍、劉東升認為“我國五聲音階的正式形成，可能不會早于商周之際。”七聲音階的形成，可能與五聲相差不會太遠。”（《中國音樂史略》）另外，還有人把中國的七聲音階的形成推定的更晚，而且把形成的原因歸之于西方文化的影響，只有宮、商、角、徽、羽五聲音階才是中國的。

　　為了尋求到比較確切的答案，我國許多音樂史家把目光轉向了音樂考古方面。1977年，以呂驥同志為首的音樂考古小組對陜西、河南、山西、甘肅等地出土的陶塤、編鐘、編磬等樂器進行調查，根據這些資料，呂驥同志指出，在我國仰韶文化時期“完整的音階已經形成，很可能就是后來我們知道的也就是我們現在仍在應用的五聲音階。......甚至于可以證實七聲音階到這時已經被火燒溝居民所掌握。”（《音樂叢論》第二輯）由此可知他認為五聲音階的形成，約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夏野同志的研究方法與以上的同志略有不同。他除了依據文獻記載和古代樂器作為根據外，還聯系了現存民族民間音樂的實際音調。他認為古代七聲階“是在五聲音階的基礎上增加了‘變宮’、‘變徽’兩音而成。”并且“與稍后流行的類似西洋人調的新音階不同。”（《音樂學叢刊》1981年第一輯）。

　　我國古代的七聲音是屬于舊音階，賈湖骨笛也是舊音階，證明了兩者是一脈相承的。新音階的出現，至少可以追朔到殷商時期。在甘肅玉門殷商早期的火燒遺址中出土的二十多件陶塤，塤體上有三個音孔。測音結果表明，都能吹出相當于后世五音音階中do、mi、so、la四個骨干音，有的還能吹出fa音，（清角）即在不出現商音的情況下先出現了清角。根據以上資料，黃翔明同志在所著《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已知音響資料與我國音階發展史問題》一文中，提出七聲音階的形成“不一定完全晚于五聲，而五聲音階的完整地出現卻有可能在七聲音完全的同時也是一個新事物。”他的這個推斷，從賈湖骨笛的發現而得到了證實。

　　賈湖骨笛的形制和吹奏方法，有些與中世紀所流行的“籌”相似。據尹其頓同志考證，“籌”即秦漢之際的“籌”。“籌”是1953年在河南開封相國寺發現的，同時還發現有秘譜一卷。秘普中記載有樂器的名稱。它的外型很象豎笛，全長34厘米，內徑2.4厘米。正面有六個音孔，無笛膜孔，上端亦無洞簫的山口。吹奏時豎吹，將上端與口右斜45度角，構成人工吹孔，呼出氣流，促其振動發聲。“籌”作為樂器從未見于記載，可能是“籌”字之誤，“籌”、“籌”二字在河南方言中發音極為相似。“籌”在漢人所著《玉篇》中說：“籌、吹簫也。”可見，“籌”是豎吹的洞簫一類的樂器，從“籌”（籌）的形制來看，其吹奏方式是和賈湖骨笛非常相似的。

　　“籌”目前的在新疆塔什庫爾干地區的塔吉克族仍有使用。這一種“籌”當地叫作鷹笛，是用鷹翅骨制作而成。另外在南疆巴楚縣的吐庫孜沙來地區曾出土兩件魏晉時期的“籌”。其音孔位置、吹奏方法與今日的鷹笛無絲毫差別，這說明賈湖骨笛后代是有其流傳的。

　　賈湖骨笛，大多數音孔發音準確，這說明當進在制作骨笛時，是經過精確計算的。我們知道用管類發音，和管長、管徑、音孔的距離有關，當管長、管徑確定后，音孔距離則是發出音階正確與否的關鍵。音孔距離與發音高低有一定的理數規律，這個規律就叫律制。不掌握這個規律，則制出的樂器就會雜亂無章，不成音列。賈湖骨笛的律制是屬于三分損益律。

　　三分損益律最早見于《管子·地員篇》。（公元前七世紀）經專家們研究，按照這種算法先益后損，所得的是一個以徵為最低音的五聲音階。賈湖先民們是否用此算法得出，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們一定通過某種算法，得出五聲音階和七聲音階的比例關系，否則他們是制造不出符合五聲和七聲音階樂器。在賈湖骨笛的某些音孔旁另加有小孔，這是調音痕跡，表明了賈湖的先民們音樂文化水平是非常高的。音階上的稍微誤差，他們都會分辨出來，而且還掌握了如何來校正這些誤差。

　　1978年湖北隨縣發現公元前五世紀的曾經乙編鐘。鐘上銘文記述了該編鐘發音部位的音名以及曾國十二律與楚國等國十二律的對應關系。通過測音表明，各鐘發音與銘文記述是相符的。1979年河南淅川又發現了公元前六世紀的王孫誥鐘。經過測音，該鐘多數音階之間有半音，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我國在公元前五、六世紀時十二律已經形成。現在，賈湖骨笛的發現，證明我國五聲和七聲音階遠在8000年前就已經形成了。這是在研究音樂史方面繼曾侯乙編鐘之后又一重大突破，在中國音樂史甚至世界音樂史上都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