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書院創建于宋景祐二年(1035年)，位于東岳泰山凌漢峰下。這里古樹參天，溪流潺潺。書院舊址所在的五賢祠里，祭祀著石介、孫復、胡瑗三位宋代理學的先驅，史稱“宋初三先生”。三位先生都曾在泰山這個鐘靈毓秀之地讀書或講學，創立影響深遠的泰山學派和安定學派。其學說上承孟子、韓愈，“不惑專注，自尋義理”，下啟程顥、程頤，開理學之先聲。

　　石介、孫復、胡瑗同為范仲淹門生，后來又長期在國子監共事。石介，字守道，山東泰安人，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宋天圣八年中進士甲科，歷任鄆州、南京推官，國子監直講，回鄉時在徂徠山教授《周易》，聞名山東，世稱“徂徠先生”。在南京為官時與到訪的孫復一見如故，相互引為知己。孫復是山西臨汾人，年輕時拜范仲淹為師，學識淵博，石介十分推崇他的學問，將其比為管仲、晏嬰，后兩人攜手創建泰山書院，開創“泰山學派”。

　　胡瑗，字翼之，北宋著名教育家。他年少時在泰山游學，十年不回江蘇老家。據說為專心讀書，收到家信后見有“平安”二字即投入澗中不再看，泰山“投書澗”景觀由此得名。后來他學成回到江蘇主持蘇、湖府學，創立“安定學派”，世稱“安定先生”。

　　選址泰山，開宗立派

　　泰山書院在中國書院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清代史學家、文學家全祖望曾言：“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

　　作為儒家道統的堅定維護者，石介于景祐二年冬在原籍奉符(今山東泰安)籌建書院。他仰慕孫復的學問，請孫復主持書院教學，自己甘愿作為門徒。

　　起初書院建在泰安岱廟的漢柏院，名曰信道堂。不久，該堂被并入岱廟，二人又到泰山南麓、六朝古剎普照寺西北的棲真寺，在那里修整房屋、招收生徒，講授孔孟之道，這就是“泰山書院”。

　　孫復后來雖成一代大儒，但那時他還只是個屢試不第的落魄書生。石介欽佩孫復的才學，拜其為師，執弟子禮甚恭。孔子后裔孔道輔聽聞后親自前往，看到孫復講學時，石介執杖侍立在側，“升降則拜扶之”。由于兩位創始人的親身踐行，尊師重道在書院蔚然成風。

　　重塑學風，為國育才

　　北宋開國初期，剛剛結束五代十國的戰亂，教育荒弛。加之自魏晉以降，士子沉迷談玄論道，“師道之不傳也久矣”。石介十分推崇韓愈，重視師道，他常對弟子說，后世恥于求師，學者之大弊也。

　　在泰山書院，孫復、石介二人言傳身教，誨人不倦。石介講《周易》時，每天向他請教經義的學生絡繹不絕，石介總是和顏悅色地一一解答，從來沒有顯露出不耐煩或是疲倦的神色。孫復認為教化是提升人的素質、修養最重要的手段，儒家要弘揚大道，必先施之于教化。他撰寫《易說》64篇、《春秋尊王發微》12卷，孜孜不倦教化后人。

　　孫復、石介認為，隋唐以來，專以辭賦取士，造成社會上崇尚浮華文辭、空疏無用的學風，他們主張“文為道用”，文章必須為儒家的道統服務。在治學方法上，不拘泥于前代經學家的章句注疏，鼓勵學生“不惑傳注”，聯系時事對儒家經典提出自己的見解，使之前死板保守的治學風氣為之一新。

　　胡瑗學成后，亦回家鄉致力教育。他明確提出教育的目的是為國家培養人才，而非只是科舉應試之才。胡瑗先后主持蘇、湖兩州府學，創立聞名天下的“蘇湖教法”，后被朝廷太學所采用。“蘇湖教法”核心是分齋教學法：設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齋以研討儒家經典為主，目的在于培養治國人才;治事齋實行分科教學，有治兵、治民、水利和算數4科，學生需專修一門主科，還要兼修一門副科，以培養專業人才。胡瑗提出“明體達用”的教育宗旨，為后世弟子所信奉，史稱“安定學派”。

　　興盛太學，開啟理學

　　慶歷二年(1042年)，石介、孫復先后被友人舉薦，入國子監直講，二人傳播泰山書院的學術、道德，對當時的京城才子、達官貴人形成深刻影響。他們提出太學實行舉人發解要有聽課日限，放寬太學送考人數等主張，使國子監學生人數從起初的二三十人迅速增至數千人，宋初太學由此興盛。

　　皇祐四年(1052年)，胡瑗被授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之職，專為太學生講授《五經正義》。由于學識淵博，教授得法，吸引大量讀書人前來求學聽講。他的弟子程頤在《回禮部取問狀》中記載：“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

　　孫復、石介為代表的泰山學派一反漢唐注疏之學的僵化，推動了宋代疑經改經學風的形成，逐漸使漢唐注疏之學轉向義理之學。孫復提出“尊王”之議，以明上下之分，正君臣之序;石介高揚儒家之道統;胡瑗創明體達用之學，改變了儒生治經只重訓話的習氣。他們的思想為理學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并對二程產生了直接影響。

　　“三先生”離開泰山后，弟子們也相繼出山為官，泰山書院逐漸停止授業活動，但泰山學風卻得以代代流傳。明代教育家李汝桂在泰山創建育英書院，繼“三賢”而講學，清代文華殿大學士趙國麟興復泰山書院，后世相繼落址泰山的徐公書院、岱麓書院、懷德書院等，無一不延續泰山書院的精神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