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江市東石鎮岱峰山的南天寺，初號“石佛巖”，亦稱“石佛寺”，因內有南宋時依山崖雕就的三尊大石佛，寺之內外的巖石上還有四段古代的摩崖石刻，1985年就被列為第二批福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四段古代的摩崖石刻中，最引人注目且聞名遐邇的是落款王十朋書的“泉南佛國”四個大字。它鐫刻于寺西北側山坡上，陰刻楷書，雙行豎排，字徑高1.85-2米、寬1.5米，書法俊秀遒勁，雕工相當細致精美，堪稱泉州歷代摩崖石刻中的上乘之作。可是，自古以來對這段摩崖石刻的鐫刻時間都記載不一，令人莫衷一是。

　　古代對于這段摩崖石刻鐫刻時間的記載不是交代不清，就是與史實不符?，F今所能見到的古代志書，最早記載此者應是明代何喬遠的《閩書》，其曰：

　　岱峰山，有石佛巖。相傳未巖時，石有夜光三道。宋嘉定中，僧守凈異之，鐫彌陀、觀音，勢至三尊，刻“泉南佛國”四大字于傍。

　　之后，清乾隆《泉州府志》也有同樣的記載，曰：

　　守凈，……嘉定中又嘗鐫石佛于安平岱峰山，刻“泉南佛國”四大字于傍。

　　從這兩則記載來看，這段摩崖石刻系僧守凈于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年）鐫刻的，但沒有指明“泉南佛國”四字為誰所書。而清乾隆、道光兩部《晉江縣志》是這樣記載：

　　安海城東大石佛寺，在安海城東十里許。未巖時，石夜有光三道，僧守凈異之，鐫彌陀、觀音、勢至三像，高六丈余。旁有大石，刻“泉南佛國”四大字，王梅溪筆也。

　　這兩部縣志雖有指明“泉南佛國”四字為王梅溪，即王十朋所書，但沒有明確交代其鐫刻時間。

　　明確交代這段摩崖石刻的鐫刻者（立石人）和鐫刻時間者，則是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福建水師提督吳英撰書的《南天禪寺碑記》，其記載曰：

　　岱山石佛巖去城五十里，泉之晉江名勝也。宋嘉定丙子，一庵凈師過此，夜見峭壁燦光三道，知是山萃眾岳之靈，遂募鐫彌陀、觀音、勢至三尊，建造殿宇，因就石佛為號。后郡守王梅溪愛其山川之麗，勒“泉南佛國”四字，以紀勝游。

　　此碑記明確交代“泉南佛國”這段摩崖石刻是時任泉州郡守王十朋來游石佛寺所鐫刻，時間則在南宋嘉定丙子（九年，1216年）一庵凈師即守凈建造石佛寺之后，但與史實不符。

　　王十朋，字龜齡，號梅溪，浙江溫州樂清人，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狀元。據清乾隆《泉州府志》記載，他于乾道四年（1168年）出知泉州，五年除敷文閣直學士。新編《泉州市志》更詳細地記載，王十朋是乾道四年（1168年）冬十月來泉州上任，五年（1169年）冬就卸任，六年（1170年）春離開泉州，七年（1171年）卒于家。于此來看，吳英記載王十朋在嘉定九年（1216年）之后鐫刻這段摩崖石刻，是完全與史實不符，殊不知此時王十朋已離開泉州很久，而且不在人世將近半個世紀了?！堕}書》和《晉江縣志》的作者，恐怕亦基于這個原因，故而記載不清，含混其詞。

　　為何古代對這段摩崖石刻的記載不是交代不清，就是與史實不符呢？究其原因，很可能是該作者沒有親臨其境，或是沒有仔細觀察，因為這段摩崖石刻在“泉南佛國”四個大字的左右兩側還各有一行小字的落款。其左側下方，可惜現在的字跡已漫漶。不清，應是鐫刻何人所立；右側除下方清楚地鐫刻“王十朋書”外，上方還鐫刻著年款，就是鐫刻這段摩崖石刻的時間。當時，他們若看到這個年款，應該不會出現這種錯誤。

　　此年款為豎排行楷，字徑只有八厘米。由于它字徑小，雕琢不深，加上長年苔蘚覆蓋，使之字跡有些模糊，但若加以清理或拓片，仍可辨認出來。然而，不知何故，它卻在今人的記載中出現多種版本。

　　1959年，華僑大學陳允敦教授在《泉州名匾錄》中記載此年款為“時至正二十六年乙酉七月乙未”，可他認為“泉南佛國”四個大字是南宋乾道年間王十朋任泉守時所題刻，而此“署款之時間乃元末人所添”。

　　2002年，晉江市文史研究者粘良圖先生在《晉江碑刻選》中記載此年款為“時乾道乙酉七月乙未”，可他在“注釋”中說：“其題款乾道乙酉為乾道元年（1165年），則與王十朋來泉州時間不符”。

　　2012年，粘良圖又與陳聰藝在《晉江碑刻集》中記載此年款為“時至口乙酉七月乙未”，并在“說明”中言道：“從拓片’至口乙酉’看來，刻石的時間或在元至元年間。”

　　2013年，泉州文史研究者王明健、陳鵬鵬先生于《尋訪王十朋在泉州的足跡》一文中記載此年款為“時至正二十六年己酉七月乙未”，并寫道：“這說明，此石刻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七月十五日所鐫?！?/span>

　　此年款有這么多種不同的記載，到底哪個是準確的呢？筆者認為，粘良圖和陳聰藝在《晉江碑刻集》中的記載當是最準確的，因他倆是根據拓片記錄下來，遺憾的是年號“至x”沒有判斷出來，而且錯誤地推測為“至元”。為何說它是錯誤呢？因二十多年前，筆者曾到南天寺考察，那時這行年款經過清理字跡尚可清楚地辨認出來，記得鐫刻的年號是“至正”。由于這行年款用行楷書寫，“正”字行意較濃，不大好辨認。因此說，陳允敦教授和王明健、陳鵬鵬兩先生記載其年號為“至正”是準確，但不知是何因故，他們都在年號和干支年中間畫蛇添足似的加上“二十六年”四個字，因這行年款根本沒有鐫刻這四個字，而且王陳兩先生還將干支年“乙酉”記載為“己酉”。查《中國歷史年代簡表》，“至正”只有“乙酉”年，而無“己酉”年，況且“乙酉”年是至正五年（1345年），而不是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如此說來，這行年款鐫刻的是“時至正乙酉七月乙未”，這才是準確的。

　　上面談到，1995年陳允敦教授在《泉州名匾錄》中寫道，這行年款與“泉南佛國”四個大字不是同時鐫刻，乃為元末人所添。他是這樣敘述的；

　　惟因二三十年前莊為鞏教授倡言否定，謂該寺三石佛鐫成于嘉定年間，其時王十朋早歿，而大膽斷定謂該四大字系他人偽托。今見《晉江新志》及《西山雜志》所載，說明南天寺三尊佛像正于乾道年間塑成，時十朋正任泉守，莊氏之否定自然冰釋，字屬王十朋書無疑。至于旁邊署款之時間乃元末人所添，非王氏筆跡，不能作力依據。

　　“泉南佛國”四字是否為王十朋所書呢？在這行年款的下方明白鐫刻著“王十朋書”四字，清乾隆和道光《晉江縣志》也記載它系“王梅溪筆”；陳教授還將它與王十朋留在泉州的其他筆跡比較，判斷其筆法腕力“略無差異”。所以說，“泉南佛國”這四字不會是“他人偽托”，應是王十朋的真正筆跡。

　　但是，王十朋在泉州時，岱峰山上尚是一片荒蕪，并未出現大石佛和石佛寺，他怎會妄自為之題寫“泉南佛國”四字呢？至于陳教授根據《晉江新志》及《西山雜志》所說的三尊大石佛是南宋乾道年間塑成，當不可為信。因《晉江新志》乃廈門大學莊為鞏教授所著，1985年第三次印刷出版，查無記載此事；《西山雜志》則是清嘉慶年間晉江東石人蔡永兼所撰，未曾讀過，而新編《晉江市志》《泉州市志》有引其言，曰：“石佛寺，宋嘉祐元年始鐫石佛未竟，乾道四年成之。嘉定丙子年寺擴建。”這與清乾隆、道光《晉江縣志》的記載出入很大。據說，《西山雜志》是手抄本，有不少專家學者對它是冷眼視之，認為其內中有許多記載不能令人信服。又，粘良圖、陳聰藝在《晉江碑刻集》中記載，在“泉南佛國”四大字的左下方尚鐫刻有“開院緣比正圓化主僧普云立”等模糊字樣?？磥?，這幾位立石人很可能是石佛寺的僧人。所以說，“泉南佛國”四字既不可能是王十朋親自為石佛寺題寫，也不是他親自立石。

　　依此而言，那石佛寺王十朋所書的“泉南佛國”這四個字是從何而來的?洛江區馬甲鎮的雙髻山（仙公山）的下隘門峭壁上有段鐫刻王十朋書、蔡希秋立的“佛國”摩崖石刻，通常認為它是王十朋親自題寫的。那石佛寺是否從它那里仿刻的？雙髻山只有“佛國”兩字，而且陳允敦教授已判斷它“似是從南天寺仿刻無疑”，又據說它是民國時仿刻的。因此說，石佛寺的“泉南佛國”四字絕不是仿刻雙髻山的。于是，從上述的各種情況來判斷，筆者認為，它應當是石佛寺的僧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七月集王十朋的筆跡而鐫刻的，一者以表達對這位有恩澤于泉州士民的先賢的敬仰和懷念，二者可增添該寺的景點和文化內涵。

　　概言之，晉江南天寺（石佛寺）的“泉南佛國”摩崖石刻雖為王十朋的筆跡；但從考古學角度而言，它并非宋代石刻，乃屬于元代石刻。盡管如此，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