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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聿銘是國際著名的建筑師。他一生的70多件作品無一例外地與金錢、權力和政治糾結在一起。他將外交手腕和設計的獨特混合運用在香港中國銀行大廈、華盛頓國家藝術館、法國巴黎盧浮宮等建筑身上。
“保留古建筑，我曾說過，因為故宮是一個文物，是國家的國寶。四面現在看出去綠化得很好，天、樹很和諧，高樓起來就破壞故宮文物了。”
直到現在，貝聿銘仍認為禁止在紫禁城附近蓋高樓是他主要的貢獻。
蘇州博物館成為一種“經典”（圖片來源：百度）
“對我而言，那是最大的成就，也是最大的滿足。”
我原來跟梁思成很熟，他來美國，我跟他見過很多次。北京的城墻拆了很可惜，我跟梁思成談過，蘇州的墻拆了也很可惜。你看意大利、法國的城墻都保留，他們有歷史的觀念，你不能把歷史全部毀壞。好的辦法是保留古代的建筑，這是最重要的。我覺得城墻拆了以后，面貌全改了。
1974年，我頭次回國，在清華演講時說過，在故宮附近不應該造高樓，這是我的意見，當時的副總理谷牧在人民大會堂跟我談這個問題，他問我，為什么不應該造高樓。我說因為故宮是一個文物，是國家的國寶。四面現在看出去綠化得很好，天、樹很和諧，高樓起來就破壞故宮文物了。他說你說的話跟周總理的話相同。我覺得很榮幸，我不敢再說了，我說算了，他的話比我的話重得多了。
后來他們就慢慢在北京城市規劃方面發表這個意見，說故宮附近的樓的高度應該是這樣，到了二環、三環你可以造高樓，因為不影響故宮。你在故宮旁邊，比如北京飯店造高樓，那就是破壞文物，故宮的文物，是值得研究的。在香港到處都是高樓，這個不成問題，因為它沒有歷史。
四合院也應該保留，應該保留一片。你單單保留幾個王府，不夠，這不是好的辦法，要保留就保留一片。當然四合院不適應現在的生活實際，這個我很明白，最近我跟賈慶林（當時任北京市長———編者注）談過這個問題，我說請你一定要保留四合院，保留一片，不要再拆了。“我也想做，可是一個四合院十幾家人住在里面，利益怎么分配？怎么處理？”賈慶林問我。所以他有他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容易解決。不過，他同意，應該在附近再造一點房子，可以讓四合院里的居民搬到那個地方，然后再改造四合院，新的衛生條件做好了以后，可以賣大錢。海外中國人想回到北京住的很多，他很可能出錢買下來。這件事是應該做的，因為這種四合院將來沒有了，越來越少了。
后來，貝聿銘用10萬美元設立了一個獎學金，幫助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他捐出這筆錢時立下一個規矩：學生們在結束研究后，可以花一個夏天游覽美國，但必須返回中國學以致用———如同他以前想做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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