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許多城市的新建博物館館舍雄偉,裝飾精美,內容充實,體現了我國博物館事業的新成就。然而,也有些寬大精致的博物館展廳中,展覽水平與館舍條件之間顯得不相匹配,要么是展品缺少系統性,要么是展品僅有單調的名稱、時代等幾個說明文字,缺失的是其來源背景和歷史文化內涵的表達。究其原因,可能涉及到博物館與考古學的關系。
毫無疑問,考古學是現代博物館事業健康發展的基石。為什么這樣說?
第一,考古學為博物館收藏與陳列提供了科學性的保證。考古學者在野外調查發掘的過程中,對每一遺存的獲取和記錄都是依照科學方法和程序而進行的,失去出土背景的材料科學性大打折扣。當博物館展覽建立在考古學基礎之上時,其展品及其展覽體系綜合體現了這種科學性。反之,主要依靠零星采集或者征集的文物是無法實現這一目標的。現代考古學誕生過程中,丹麥學者湯姆森的“三期論”發揮過重要作用,他認為博物館藏品可以按照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進行“時代”系列劃分。這一發現為全歐洲的博物館及相關學者提供了人類早期物質文化的發展認知序列。
今天,這個序列還出現在許多建立在考古學基礎上的博物館陳列中。地域性的綜合性博物館作為地區文化和文明的專門展示場館,其展品不能脫離時空關系或地域背景而存在,其反映的文化和文明也應當是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這樣一種過程,過程的揭示如果離開了考古學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有的城市的博物館由于缺少考古學的支撐,無法建立起科學的藏品體系及藏品的科學資料體系,因而顯得華而不實。要改變這種局面,建立和發展以城市或地區博物館為主體的考古力量十分必要。

第二,考古學為博物館陳列展品的“系統性”或展覽的“文化性”提供了保證。現代博物館的陳列無論是通史性還是專題性的,其展品之間都存在著時代、功能、結構、特性等種種關聯,這種關聯恰恰構成了一個展覽的內在邏輯性或者“文化性”。柴爾德提出“考古學文化”的方法論,它強調的是一組反復出現的物質遺存與特定的時間、空間相聯系,這種遺存“組合”或結構可以稱之為“文化”。
而任一地方的博物館承擔的正是對相關“文化”的展示、闡釋與教育功能。此外,即使是建立在古代宮廷收藏基礎上的大型博物館,它的藏品往往也要借助于現代考古學的有關發現而予以新的內涵揭示,這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日本正倉院等相關陳列或研究成果中都可以見到大量實例。
第三,考古學能夠為博物館的特色性建設提供保證。特色性是一個博物館是否擁有特定地位和價值的根本所在,是由它的藏品、陳列以及相應的科研、館舍等條件構成的。從理論上說,建立在特定城市的博物館,應當天然地擁有保存和展示特定城市及地域文化傳統與創造的“特色化”,然而,特色化藏品的獲取如果離開考古學何從實現呢?換句話說,考古學不僅為研究地方歷史提供了一系列有別于文獻記載符號的實物資料,同時也有助于不同地區博物館養成鮮明獨特的個性和長處。
許多擁有一流藏品、陳列和影響力的博物館,正是通過考古學構建起其強烈的特色化或唯一性。我們甚至還認為,正是博物館實現了對多樣性地域文化的保存和展示,它才擁有另一個特征即“情感性”,那些由考古學家在地下發掘出土的文物是帶有特定地方印記的歷史見證者,它涉及到這個地域曾經擁有的滄桑、榮光與記憶,能夠觸發起今人的感同身受,從而發揮文化傳承和愛鄉愛國的獨特教育功能。
考古學對博物館是如此的重要,但在社會現實中,博物館建設如火如荼,而考古學的發展并未盡如人意。許多城市還沒有考古專門機構,有的雖然有了考古機構卻缺少完善的辦公場所和設備條件,甚至許多博物館既缺少考古部門,也缺少考古人才,由此帶來的各種問題真的值得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
作者賀云翱,本文為《大眾考古》2017年第2期卷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