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zhàn)國百家爭鳴的時期，有一支“黃老學派”，因其尊黃帝和老子為思想源頭，故此得名。其學說在從漢高祖劉邦到文帝、景帝這段時期真正被發(fā)揚光大，直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黃老之學才開始淡出官方主流思想。西漢初期，當黃老之術落實在國家政治層面時，給人們的印象通常就是兩個字——“無為”。那么，文景之治的“無為”究竟是何種治國方略？“無為”的施行需要哪些社會條件？

　　秦制與“黃老之學”并無本質區(qū)別

　　“黃老之學”中的“老”是指老子，取的是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而“黃”則是指黃帝，也就是指法治——相傳在上古時期，黃帝為華夏各部族立下了統(tǒng)一的規(guī)則，用以仲裁部族間的矛盾，避免華夏族內部因為武力沖突而產生內耗。所謂“黃帝四面”，一種解釋就是黃帝向四方派出人員，以協(xié)調矛盾、治理天下。因此，在戰(zhàn)國時代，黃帝被視為法治的發(fā)端。

　　“黃老之學”的本意并非是要求國家無所作為，而是指：國家在頒布法律之后，在內政方面就按照既有的規(guī)則來運轉，盡可能避免再做行政干預。

　　其實自商鞅變法之后，秦的治國邏輯與漢初所推崇的“黃老之學”并無本質區(qū)別。按照秦國的政府機構設置，即使行政機構癱瘓了，只要作為司法機構的廷尉府還在運轉，那么社會依然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正常運轉。

　　簡單來說，在戰(zhàn)國時代，秦國上層對國家的一切管理，幾乎都是通過“賞”、“罰”兩個動作來實現(xiàn)的。

　　“賞”指的是“以功得爵”制度。戰(zhàn)國時期，一個人的爵位直接關系到他的社會地位、財富上限以及生活品質。在秦國，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在法律上都有獲得爵位的資格，而得爵的途徑只有一個，那就是立功。秦的受爵制度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打仗、農耕、做工、從政……任何國家想讓你去做的領域，只要你做得足夠好，都可以獲得爵位。而為了保證社會活力能夠持續(xù)，秦的爵位是不能世襲的，即便是貴族子弟，也只能通過立功才可以獲得爵位。

　　“罰”指的是《秦律》中對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的懲治規(guī)定，它們構成了社會生活中的一道道紅線，紅線以內就是人們的自由活動空間。值得一提的，相對于摧殘肉體，《秦律》更多是通過經(jīng)濟懲罰來處置一般性質的違法活動。

　　一賞一罰之下，秦的國家意圖也就成了老百姓的主動行為。從商鞅變法算起，秦法在六代國君一百多年的時間里保證了秦的強大，并最終使得秦一統(tǒng)華夏。

　　“無為”實則大有為

　　漢朝政治制度事實上就是秦朝制度的復制、改進版本，是為“漢承秦制”。漢朝官方之所以在宣傳上強調“黃老之學”、“無為而治”，除了技術上的區(qū)別之外，恐怕也有“政治正確”的考慮——需要和前朝加以區(qū)分。相對于秦制，漢制最大的改變在于更加“務實”。一方面，《漢律》對比《秦律》其實要更加嚴苛；而另一方面，面對現(xiàn)實，中央政府做出了大量妥協(xié)。

　　西漢的國家體制可以算是“一國兩制”：函谷關以西，延續(xù)秦朝的郡縣制，是中央政府的自留地；函谷關以東，則恢復了周代的封國制，最初的封王們擁有封地官員的任免權、收稅權甚至自己的武裝力量。

　　但是中央政府從未停止過削弱封王的權力，雖然說中間出了“七國之亂”，逼著漢景帝不得已殺了晁錯，但這在某種程度上反倒加速了中央政府削藩的步伐。經(jīng)過數(shù)次削藩，函谷關以東封國，在行政級別上降到了郡一級，面積也大為減少。封國內官員的任免權、司法權和商業(yè)稅等權力，也逐一被中央政府收回。

　　到了漢文帝時期，距離漢朝開國已有數(shù)十年，當初跟隨漢高祖的元老大臣，因為年齡的關系，影響力開始逐漸減弱。于是漢文帝抓住這個時間窗口，軟硬兼施，把老一代勛貴紛紛遷出長安，這樣就擺脫了元老大臣的掣肘。

　　在經(jīng)濟層面，漢帝國在立國初期沒有像秦朝那樣，大量上馬大型基建工程，而是通過減少財政支出降低了稅率。漢高祖劉邦時期，農業(yè)稅的稅率是“十五取一”，文景兩代皇帝時，進一步降到了“三十取一”，這也是中國古代稅率最低的時期。在漢文帝時代，又進一步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使得商品跨地區(qū)運輸不再需要的政府批文。

　　低稅率政策使百姓收益，但最大的獲利者還是地方上的豪強，這些富人迅速積累起大量財富，開始瘋狂兼并土地，甚至私自鑄錢。文景兩代對于豪強的打壓其實也從未中斷過，雖然不能徹底扭轉局勢，但也緩解了社會過度兩級分化的問題。這一松一緊兩手政策，最終使得漢帝國的中產階層，也就是“良家子”得以壯大。在后來漢武帝北逐匈奴的戰(zhàn)爭中，漢軍的主力正是來自這一階層。

　　在社會階層問題上，漢制在延續(xù)了秦朝的平民受爵制度，但讓爵位制度從不得世襲變成可以降級世襲（比如父輩是侯爵，到子輩就是伯爵，到孫輩便是子爵），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也被重新劃分。如此一來，漢朝的“階層固化”問題雖然比秦朝嚴重，但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固化的確使其社會穩(wěn)定性高于統(tǒng)一之后的秦朝。

　　此外，漢初的幾代皇帝對自身需求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劉邦修建了未央宮和長樂宮以后，文景兩代對位于長安的首都圈基本再無改動。尤其是漢文帝，宮室、儀仗、車輛幾乎都繼承自上一代。

　　綜上所述，漢初幾代皇帝發(fā)“無為”并不等于“不為”，相反，數(shù)十年的看似“無為”實則大有為，最終造就了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守十方可得之六七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是“漢承秦制”，為什么漢朝延續(xù)了400余年，而秦朝卻二世而亡呢？

　　從權力層級來看，秦國家權力一直延伸到鄉(xiāng)村一級，這一制度最大限度的保證了國家對社會資源的動員能力。但隨著疆域的擴大，秦制的運行成本急劇上升，在農業(yè)時代，要在340萬平方公里（秦朝的國土面積）且地形多種多樣的土地上延續(xù)如此嚴密的管理體系，其“投入產出比”必然是非常低下的。這也是導致秦二世而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社會階層來看，秦人最大限度的追求“扁平化”。除了前述的爵位無世襲之外，秦的社會構成不存在“士、農、工、商”這樣的等級區(qū)分，君王和官員以外的其他國民統(tǒng)稱為“黔首”。而隨著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結束，一系列的問題也隨之顯現(xiàn)，六國貴族的利益在新的體制下變得難以為繼，這是比滅國更讓他們難以接受的。此外，扁平化的社會階層劃分，以及以功受爵制度所表現(xiàn)出的社會活力，在和平時期就顯得過于“熾烈”了。這也成了導致秦朝滅亡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位于陜西臨潼的西入口的秦統(tǒng)一雕塑群視覺中國資料

　　漢帝國建立之前，大秦帝國用了十四年時間打擊地方豪強，興建遍布全國的弛道以及水利設施，將戰(zhàn)國時期秦、趙、燕三國的長城重新維修整合，還把各地大族、富戶大部分遷到“關中首都圈”，讓這里的經(jīng)濟總量能對其他地區(qū)形成絕對優(yōu)勢。如此一番功夫，一個統(tǒng)一國家的基本硬件已經(jīng)完全建成。但與此同時，秦王朝與既得利益階層的矛盾徹底爆發(fā)，這是秦朝滅亡的直接誘因。

　　相比之下，漢朝的政策看似“無為”，但其實也一直在變，其政策之所以能夠順利推行，原因有三：首先，秦的教訓讓漢初幾代帝王都認識到，壓制既得利益集團必須為之，但如果引發(fā)高烈度的沖突，將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所以，在維系基本盤穩(wěn)固的前提下，漢朝對貴族集團做出了大量妥協(xié)，以緩和前朝時期中央政府與地方豪強間的矛盾。

　　其次，秦朝十四年的基礎建設以及對貴族階層的高壓政策，已經(jīng)固化了大一統(tǒng)的基本格局，漢帝國則充分接受了這一來自前朝的“饋贈”。

　　再次，無論漢初如何內憂外患，但國家面臨的環(huán)境終歸沒有戰(zhàn)國時期中原諸侯國那么嚴酷，天下一統(tǒng)，自然不會再有諸侯國之間的征伐，而帝國龐大的體量，也可以讓國家有余力消化來自北方匈奴的襲擾。內外壓力都不大，就給政策推進在時間上留出了足夠的余量，無需短時間內一蹴而就。如此一來，改革的過程就被分解得非常細碎，相應的也就不會遭遇太大的反彈。可以說，是時間稀釋掉了改革的阻力。

　　需要指出的是，漢初幾代帝王在政策上的延續(xù)性，是漢帝國這種漸變式改革得以實現(xiàn)的根本保證。某種程度上說，秦漢應當被視作是一體，中國的大一統(tǒng)始于秦，成于漢。在漢帝國以“進三退二”的模式（秦進三，漢初退二），最終完成了前朝想做但未做成的事情。

　　從古至今，圍繞利益劃分所做的改革，所遵循的大多都是“守十方可得之六七”的規(guī)律。任何人在利益受損后都必然會反彈，多數(shù)改革最終也都會有所回調。今天做到了十，后面才有“進三退二”的空間，最后剩下的“六、七分”才是最終成果。說到底，改革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