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亡其國，先滅其史。”日本侵華，對于中國的文化，特別是很多有價值的文物來說，是空前的劫難。數不盡的珍寶文物和珍貴的歷史資料被日本侵略者或偷，或搶，或毀，這對每個中國人來說，都是心里無法抹去的傷痛。“九一八事變”前后，日本“考古”學者盜掘了中國多少古墓？“七七事變”后，日軍破壞了故宮多少文物？日本人的《江南踏查》報告書披露了哪些文物劫掠細節？而戰爭結束后，國民政府到底追回了多少文物？本文古建中國小編帶領大家走進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去了解日本侵略者在對待中國文化上所犯下的鮮為人知的滔天罪行。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不完全統計，在歷史長河中，有數百萬件甚至上千萬件的中國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個國家，其中最龐大的留落地，就是同屬亞洲的日本。

　　瘋狂盜掘

　　“九一八事變”前后的文物掠奪

　　日本掠奪中國的國寶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擾，但真正開始大規模地掠奪中國文物是在八國聯軍侵華時期，當時日軍將司令部設在北京北海靜心齋，大肆搶掠里面的文物，萬佛樓內大小1萬尊金佛被悉數掠走。據資料，僅日軍聯隊長栗屋大佐就掠走了文徵明繪畫1卷，明代銅制香爐1個，玉器10件等。

　　“九一八事變”前的幾十年，利用戰爭搶掠他國有價值的文化名品逐漸成為日本的自覺行動，他們把掠奪中國文物與培養日本文化根基、“雄進國家財產”和“發揚國威”聯系起來。

　　1902年至1914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凈土宗西本愿寺派第22世門主（住持）大谷光瑞（他也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為首的中亞西亞探險隊深入中國境內，從事名為考古、實為盜竊歷史文物的活動。三次探險的隊員共有18人，歷時5年零11個月，行程1.8萬公里，足跡遍布中國新疆、內蒙古、甘肅、青海、寧夏等地的40余座城鎮，294個佛跡點。

　　“大谷探險隊”通過亂挖、亂掘和切割等破壞手段，大量竊取、掠奪中國地上地下文物寶藏。其中較突出的是9具人體標本和5塊方磚形彩墨書墓志銘，以及公元500—640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媧交身）圖”。他的手下還買通王圓箓道士，將敦煌藏經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樓蘭，“大谷探險隊”干將橘瑞超沿著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標，找到樓蘭古城，并從古城里發現了震驚世界的《李柏文書》。

△“大谷探險隊”滿載盜獲的文物離開中國西北地區

　　瘋狂盜掘使中國西北地區的文物古跡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破壞與洗劫，三次“探險”，到底竊取掠奪了中國多少文物，沒有確切的數字。僅第三次“探險”，有記載表明：共竊取文物86箱，重達6731公斤，部分被盜運到日本的京都恩賜博物館。大谷自稱所獲文物“在時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種類上也多種多樣，頗為豐富”，類別有“佛典、經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書、繪畫、雕塑、染織、刺繡、古錢、印本等”。

　　這種假借考古、田野調查、探險的名義對中國文物進行劫掠的行為，一直持續到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如1905年，東京大學的鳥居龍藏在遼東半島及東北地區進行調查和盜掘的行動，一直延續到1911年。京都帝國大學的濱田耕作盜掘了旅順刁家屯漢墓等；1931年發掘了營城子漢墓，臨摹了古墳壁畫，收羅了許多文物。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內宏為首的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掘隊發掘渤海上京龍泉府的宮殿遺址，劫走一批珍貴文物。

　　1933年，日本山中商會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經理高田勾結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1935年，日本考古隊在遼祖耶律阿保機寢陵等地發掘的珍貴文物，如耶律阿保機夫婦的玉冊殘簡，也被盜運東京。1936年起，原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等開始對中國南北響堂山、龍門石窟進行調査。結果，他們從中國陸續取走了有關龍門、云岡的石窟資料5600件，石刻資料8000件。這些文物現在仍保存在該所東洋文獻中心。

　　其他如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和東亞文化協會的原田淑人等發掘北魏平城遺址、邯鄲趙王城、齊國故城、滕薛二國故城、曲阜漢魯靈光殿遺址、周口店和殷墟遺址，以及東京帝國大學在大同等地的發掘。僅在遼寧、吉林等地，就有為數達17起之多的盜掘。

　　1929年前后，一本叫《亞細亞寫真大觀》的攝影月刊風靡日本。該月刊前后發表了幾千幅拍攝于1924年至1932年的照片，內容主要以中國為拍攝對象，并以中國東北三省和內蒙古地區的所謂“滿蒙”地方的照片占大多數。這些照片均出自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情報課直接指導下的情報人員島崎役治之手。此人的公開身份是日本設在大連的“亞細亞寫真大觀社”的專業攝影社員，該社的首席“名譽贊助員”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其他“名譽贊助員”“評議員”如頭山滿（日本極右翼首領、“大東亞共榮圈”的瘋狂鼓吹者）、清浦奎吾（兩任日本首相、反華元老）、齋藤實（日本海軍大將）、白川義則（陸軍大臣）、白鳥庫吉（日本東洋史學家、考古學家）、山崎直方（日本地理學家）、鳥居龍藏（日本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等人，不是策動侵華戰爭的實權人物，就是精通中國文化歷史的大學教授。其險惡的軍事、政治目的，已經十分清楚了。

△1933年，集聚在午門前預備南遷的故宮文物

　　在這些照片中，中國每個省、市重要的建筑物、各行業人群，乃至大城市中的火車站里的客貨站、海港碼頭、市內交通及公路設施、中心廣場、商業中心街、重要廠礦、名勝古跡標志、日本在華“紀念物”（如塑像、墓碑之類）都在必攝之列。這些照片大多數沒有什么觀賞價值，但作為侵略時占領一城一池的需要和劫掠中國文物，卻很有實用價值。

　　就以1928年的照片為例，島崎氏有一篇《濟南攝影行》的雜記附錄在當時的“寫真大觀”刊上。“五三慘案”后，濟南淪陷，日軍就是按照這些情報資料強行將濟南附近臨淄縣龍泉寺的2尊北齊石佛、2尊北齊菩薩雕像和2塊石碑運到淄河店車站，在這里裝上火車運往青島，再從青島裝船運往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日軍侵占的中國領土范圍內，一些日本考古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及個人隨之而來，他們早已不滿足于假借考古的名義在“滿蒙”和華北偷盜文物，而是有計劃有目標地在軍隊的保護下進行公開劫掠。日軍侵占東北不久，便以“保護”為名派憲兵闖進沈陽故宮，掠走清代文溯閣的《四庫全書》。日本人因為前面對中國文物古跡進行了詳細的摸底和調查研究，所以，“他們對中國文化十分了解，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拿，哪些不值得拿”。

　　明奪暗搶

　　北京淪陷后的文物劫難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所到之處，上至國家級的博物館、圖書館，下至私人藏室，均無一例外遭到野蠻洗劫與破壞。

　　北平（今北京）淪陷后，首當其沖的就是故宮博物院。故宮所存大量珍貴文物雖于“七七事變”前避敵南遷，但仍有一批珍貴文物沒來得及轉移，只有總務處長張庭濟奉命留守。1937年8月，日軍闖入故宮和頤和園，劫走大量珍貴文物。因為時刻面臨著日偽的騷擾和壓力，同年11月，張庭濟代表北平留守職工向國民政府行政院匯報現狀，尋求保護。

　　目睹當時情況的美國漢學家珍妮特、沈大偉說：“日軍在1937年9月占領北平的時候……日本方面妄圖派日本人擔任故宮的院長或顧問，但由于遭到故宮工作人員的堅決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隨意進入故宮，除非帶有介紹信，否則會被留守的工作人員拒之門外。”

　　事實上，日偽并沒有善罷甘休。1938年6月，憲警兩次借口查禁抗日宣傳資料，闖進故宮博物院太廟圖書館搬走撕毀大批圖書資料，據統計有書籍242種，340冊，雜志369種，10682冊。文獻館的《張鼓峰輿圖》被劫走。這次查沒銷毀對故宮文獻資料庫藏是一個巨大打擊。1942年8月，日偽當局還搜刮了故宮金缸上的金屑，并掠走故宮收藏的鐵炮1406尊，以熔鑄槍炮。

　　不久，獻銅運動再次把故宮博物院拖入泥潭。1945年3月，侵華日軍北京陸軍聯絡部致函偽北京特別市市長，要求“北京特別市官民”“獻納（供出）各自存有之一切銅類，以資直接增強戰力”。各家各戶和單位被強行征收銅鐵，作為日軍造炮彈和子彈使用。“這個運動波及千家萬戶，故宮這樣的文化機關也沒有幸免”。

△1937年12月15日，日軍在南京市內中山路用卡車、騾馬車、自行車，以及兒童車等裝載搶劫的財物

　　最終，為確保故宮整體安全起見，不得不將一些散落于各院落無號的銅缸銅炮等2095斤交了出去。但金品獻納委員會和日軍均對此不滿意，要求故宮必須捐獻更多，因為僅北京一市日本軍部下的銅鐵征集任務就高達40萬公斤。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最終命令將不能斷明年代的銅缸54件以及2尊銅炮運走檢送。

　　在此之前的1944年6月，博物院所藏珍貴古籍11022冊又遭到日軍洗劫，隨后又從故宮先后掠走院內銅缸54尊、銅炮1尊、銅燈亭91座以熔鑄槍炮，并從位于故宮午門的北平歷史博物館內劫走珍貴文物1372件。不過，這批文物剛運到天津，日軍即宣告投降。后來，張庭濟等會同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運回這批文物，看到的情形是“有的已殘破、毀壞，共重4460公斤，較劫走時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個銅缸也不見蹤影”。

　　在故宮外，日軍更是到處破壞北京的名勝古跡。“七七事變”后，位于房山區的元代建筑永壽禪寺多次遭到日軍的洗劫。日軍甚至于1939年將雍和宮前3座牌樓的金絲楠木大柱更換成水泥柱，導致牌樓光輝頓減，而將換下的楠木柱運到日本，據說用其在名古屋建了幾座居室。

　　1938年夏秋，日本關東軍命令被抓來的中國勞工拆古北口長城，并將完整的城磚，有長方磚，還有三角形磚都裝上了火車。拆城地段大都在蟠龍山上，東從第一座五眼樓起西到古北口關門，直到水門洞崔家地，長約5華里。城磚裝上火車，向長城外偽滿洲國方向開去，共運走3車皮。據統計，抗戰時期日軍共損毀長城45公里，敵樓197座，甕城2座。

　　1941年12月，在北平還發生了至今仍令人牽掛萬分的“北京人”化石失蹤事件。20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工作者首次發現“北京人”牙齒化石和第一顆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震驚了世界科學界。

　　1927年以后發掘的“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協和醫院。1937年北平淪陷時，北平協和醫學院（今北京協和醫院）是美國的機構，日軍不便動手。1941年，日本和美國的關系日趨緊張。

　　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軍搶走，當時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工作的學者胡承志和吉延卿奉命把“北京人”骨化石裝箱，移交給即將離開北平撤回美國的美國海軍陸戰隊。12月5日，該部隊乘火車離開北京駛往秦皇島，預計8日改乘到港的美國輪船“哈里遜總統號”去美國。但是，12月8日爆發了珍珠港事件，日軍迅速占領了北京、天津等地的美國相關機構，運木箱的專列在秦皇島被截，“北京人”化石從此下落不明。

　　5個“北京人”頭蓋骨神秘失蹤，如同當年被發現一樣，再度震驚世界。“北京人”化石丟失之謎，歷來眾說紛紜，迄今仍不知所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這些珍貴異常的化石是絕對不會丟失的。

　　《江南踏查》

　　南京的“文化大屠殺”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之后，日軍上海派遣軍特務部就發布了“立即檢查南京市內的重要圖書，準備接收”的命令。“軍特務部中支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在日軍的“通力合作”下，有計劃地在我國江南地區開展文化大劫掠，搜尋、鑒定珍本善本，送往日本。

　　1938年1月，9名文化特務從上海趕來南京，先后檢查了除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美國教會勢力范圍之外的、南京有可能收藏重要圖書和文獻的地方，如國民政府文官處、外交部、考試院、全國經濟委員會中央黨部、交通部、教育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編譯館、紫金山天文臺、中央研究院、行政院等70余處。

△1938年，日本“學術旅行隊”在日軍保護下劫掠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資料

　　接下來兩三個月，他們在日軍特務機關、憲兵的協助下，將從南京25個機關及其他處所搜掠來的散亂圖書文獻用卡車運往地質調查所。據資料，參加這次行動的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被劫走的圖書共計88萬冊，比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帝國圖書館藏書還多3萬冊。這些圖書文獻，日軍用卡車搬運了310輛次才搬完，后來全部被劫走。

　　其實，早在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之初，日本就成立了“中支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具體負責收集中國圖書的工作。1937年12月，在軍特務部主持下，“滿鐵上海事務所”“東亞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三個單位的相關人員又組成“軍特務部中支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負責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圖書，并成為侵華戰爭期間日本掠奪中國圖書數量最多的機構。1938年，該組織曾兩次派人到南京“整理”和掠奪圖書典籍，僅在南京一地，就掠奪圖書數十萬冊。這被稱為發生在南京的“文化大屠殺”。

　　此外，還有日本軍方的各種組織（如調査部、憲兵隊等）及私人劫奪中國圖書組織。“七七事變”后，日軍掠奪、破壞中國文物進入有計劃有組織階段。日軍師團一級一般專門配備“文物捜集員”，這些人大多受過專門訓練，具有一定的文物專業知識。日本政府還不時派遣所謂“考察團”分赴各區，對散落各處或一時難以判明其價值的文物、書刊等進行搜索和甄別，確定有一定價值后，或集中劫藏，或運回日本。據資料，日軍攻陷蘇州后大肆搶劫、放火，華中派遣軍最高指揮官松井石根在蘇州地區搶到一份古物字畫目錄后便指使爪牙按圖索驥，一一加以搶劫，劫奪之余，實施縱火。

　　據說，早在1926年日本政府就成立了搜羅亞洲國家珍貴文物的“東方史館”，中國明代著名畫家唐寅的名作《金山勝跡圖》被編號為“真跡008”，成為日軍亟待攫取的重要文物之一。侵華戰爭爆發后，眾多日本文化特務潛入中國，四處打探“真跡008”的下落，之后，日偽之間上演了一場爭奪丑劇。至今，《金山勝跡圖》下落不明。

　　1938年，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日本右翼鼻祖福澤諭吉創辦的私立大學，也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出版了一份名叫《江南踏查》的報告書，著者為松本信廣。在這份報告書的序中寫道：昭和十二年（1937）南京陷落，為了適應時局的發展，急需快速向中國派員進行學術調查以及古文化遺變的發掘。為此，1938年5月，慶應義塾大學向中國派出了三個“學術旅行隊”，一隊由大山柏率領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隊由柴田常惠率領赴中國中部；第三隊是松本信廣等赴中國江浙地區。

　　按該報告書，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等人于1938年5月從東京出發，到達南京后，在日軍的護衛下，先后調查劫掠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館，挖掘了杭州附近古蕩石虎山遺址以及吳興錢山漾遺址。報告書中附有松本“旅行隊”活動的照片，在發掘現場，日軍荷槍實彈站在周圍警戒，如臨大敵。

　　就拿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來說，因為該所此前取得了驕人成績，所以首當其沖地成了日本人覬覦的目標。南京陷落后，該所先是淪為日本駐軍的司令部，后被日本特務機關接管。松本一行在日軍刺刀的保護下，跟隨日本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新城新藏，首先對該所文物進行了“整理”。

　　一樓東側考古學標本整理室保存著城子崖、日照兩城，河南安陽、安徽壽縣等地的陶器、石器標本。其中包括4500多年前的珍稀陶器——高柄鏤空蛋殼陶杯，以及20多處秦漢遺址的出土文物。這些文物連同隔壁董作賓研究室里存放著的手稿，一起被松本等人劫走。三樓西側為人類學研究室，分類保存著包括殷墟出土的各個時代的約130個中國人頭蓋骨，和140塊下顎骨以及許多四肢骨。頃刻之間落入日寇的手中。

　　在本館后面的倉庫和工人宿舍西側屋內，存放著若干只木箱，里面存放著殷墟文物；在本館后小山腰的茅草房里，存放著不少殷墟出土的人骨，它們也沒能躲過日本人的魔爪。

　　除歷史語言研究所外，中央研究院的其他研究所也沒能幸免于難。位于歷史語言研究所西北處的地質研究所，1933年由政府投資13萬元多建成，里面存放的化石礦物標本也被日本人如數劫走。歷史語言研究所東南面的心理研究所，1931年斥資6萬元建成，曾是社會科學所和中央研究院總部辦公樓，日軍占據后，嫌里面堆放的許多文件檔案占地方，干脆將它們付之一炬。

△被日軍炸毀的商務印書館

　　在陶瓷試驗工場里，日本人還發現了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十幾張設計圖以及存放在這里的考古標本、工程模型標本、清朝歷代殿試策、動物剝制標本以及數量可觀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年在安陽等地發掘出來的文物。這些都被松本一行裝進箱子，數量達460箱，加上歷史語言所和地質研究所收集的文物，總數達740箱之多。

　　清代殿試策原藏于北京歷史博物館，數量達15237卷之巨，1932年整理完畢后，1933年運至南京，后落入日軍之手。

　　此外，松本一行還對南京古物保存所進行了洗劫。古物保存所1915年建立于南京明故宮舊址，是中國較早建立的博物館之一。日軍占領南京后，保存所可以拿走的文物全被人盜走，剩下的是堆積如山的陶器碎片和二樓散落一地的紙片拓本。盡管如此，松本等人還是不肯放過，他們將這些殘存的文物全部移至歷史語言研究所，如數劫歸。其中最珍貴的當數梁蕭秀墓葬石胭頂盤上的天祿獸。

　　《江南踏查》報告書的最后一部分是這次江南調查劫獲文物的目錄和實物照片，共計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貴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戰國蟠螭紋有蓋鼎、商周青銅戈、漢唐銅鏡、良渚文化黑陶杯、漢代陶奩、女陶俑、越窯青瓷四耳罐、蟻鼻錢、五銖錢泥范、太平天國“天朝南昌宣撫使韋”印等，這些珍貴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

　　就圖書而言，如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杭州浙江省圖書館等，其館藏豐富，且多善本精抄，結果多遭劫掠。還有，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戰前收藏有為數可觀的名人手札。這些手札是清咸豐、同治時期名臣，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李鴻藻、薛福成等人往來書信，是了解中國近代政治、外交的不可多得的材料。這些手札戰時移存朝天宮故宮博物院分院地庫110箱中，后連同善本被劫運至偽圖書專門委員會。

　　不但公家圖書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書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書家盧冀野、古筱軒等，他們收藏的名遺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燒毀。另一個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實業家、藏書家張元濟在上海創辦的東方圖書館被毀。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該館藏書已逾50萬冊和收藏圖片、照片5萬余枚，其中善本書就有3745種，共計35083冊；加上當時尚未整理的購自揚州何氏4萬冊藏書中的善本，善本書的總數達5萬冊，其中海內孤本和精品約500種共5000余冊。

　　“欲亡其國，先滅其史”，日軍對中國文化的劫掠、摧殘，絕不限于據為己有，是有其險惡用心的。比如“一·二八事變”次日上午，日軍飛機向上海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總廠投彈，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等皆中彈起火，全部焚毀，火勢波及東方圖書館。兩天后，日本浪人又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直至傍晚，造型新穎、時為閘北最高的5層大廈焚毀一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圖書，積累多年的中外雜志、報章，極其珍貴的省、府、廳、州、縣地方志及編譯所所藏各項參考書籍與文稿均化為灰燼。

　　因此日本駐上海第一外遣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才說：“炸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

　　另外，在對占領區統治和控制的“情報戰”中，日本方面在南京等地接收的大量文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據曾在滿鐵任職，后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伊藤武雄回憶，當年滿鐵事務所通過對接收文獻資料的分析，正確了解共產黨的動向。也誠如日本學者金丸裕一所言：“整理委員會不‘收奪’話，恐怕就難以將中國各種情報弄到手，尤其是全國經濟委員會方面的資料文獻，各地礦產資源、農產品等資料，就這樣成了日本的囊中物。”

　　劫掠現場

　　戰火下的無恥掠奪

　　那時，國內一些名人和學者的藏書在戰時亦遭受了日軍的炮火而損失慘重。

　　1937年年末，豐子愷在浙江桐鄉的故居緣緣堂被日軍炸毀，豐子愷在此處藏書達上萬冊，其中不僅有他自己的文稿、畫稿和手卷，還收藏了一些孤本珍本、經書寶卷和歷代名人字畫。郁達夫的“風雨茅廬”也遭日軍炸毀，1939年他在新加坡《星洲日報》發表了《圖書的慘劫》抒發喪書之痛：“我個人之損失而論，在杭州風雨茅廬所藏之中國書籍，當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來，及至清末之類書。……風雨茅廬所藏書籍，除中國線裝古籍外，英德法日文書更有兩萬余冊。”杭州王氏東南藏書樓，藏書家王綬山不惜重金四處搜購，“其選擇之精為全國藏書之最”。所藏1100種方志中，有一二十種抄本或孤本，彌足珍貴。杭州淪陷后，所藏皆遭日軍劫掠。文化名人鄭振鐸所藏3000冊元、明版書在香港遭劫。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軍司令部從廣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經注疏》《韓昌黎文集》《歐陽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書11種。1945年5月，日軍中支那派遣軍鏡字第6806部隊樓井信二，從原教育部官員王鯤楚家中，劫走鄭板橋書屏4幅、鄭板橋中堂花卉1幅及曾國藩所書對聯2副。杭州王鯤徙收藏甚豐，僅著名文物就有東周長方鼎、梁代觀音石造像、秦鏡、漢鏡、端硯、香爐等多件在日軍占領期間被洗劫。

　　當時陷于南京的難民也目睹了日軍對古物掠奪破壞所造成的損失，難民郭歧在《陷都血淚錄》中寫道：仇英的山水畫，趙子昂的馬，董仲舒、陸潤庠的字畫，岳飛的親筆題字，八大山人的字畫，古版《西廂記》，古代官宦的瓷器及歷代的各種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傳世之寶，如今散亂于市，遭日軍搜羅劫掠。

△南宋名畫《出山釋迦圖》,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日軍方面，戰時日本士兵的日記有許多這樣的記述，占領南京后，“征發”（外出掠奪物資）成為日軍活動的重要內容。日軍在南京分散的搶劫每日每時都在發生。據日本《東京日日新》隨軍記者淺海一男揭露道，某報記者白天出去采訪，晚上回來時就懷抱著各式各樣的中國傳統工藝品。1995年5月，南京戰時日軍第十六師步兵第三十八聯隊第三大隊伍長山田仁作在接受采訪時回憶道：“去過難民區，那里有很多中國人。我們出去征發，盯上了城里的‘石獅子’，偷來后捆包起來送往日本，是送給某個大人物的。”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軍都要劫走。甚至連朝天宮屋脊上的建筑裝飾物“吻鴟”也被拆運日本。

　　日本隨軍記者、《讀賣新聞》特派員小俁行男寫道，在南京，到處都可以掠奪、強奸。剛進城時還有很多建筑物，可翌日就開始放火，主要建筑物全被焚毀。士兵們沖進深宅大院，在屋里亂翻一氣，掠走值錢的東西后就放火燒房。一位聯絡員告訴他：“走進蔣介石的家里，我也從寢室里拿了一雙宋美齡穿過的鞋留作紀念。”

　　小俁行男還以自己的親歷親聞揭露了日軍將唐玄奘頂骨舍利盜回日本的事件。1941年11月，日軍在南京中華門外修建神社時發現了唐玄奘的“佛骨”，當時日軍為欺騙中國民眾，“制造”對日本的好感，表示要將唐玄奘的“佛骨”全部移交汪偽政權，并舉行了移交逢迎儀式。事實上，日軍暗中將部分頂骨盜往日本。小俁行男對此寫道——

　　把玄奘三藏法師的舍利盜回日本的事件，軍界說是從戰火中保護舍利。也許不能把這與“戰利品”等同起來，但對中國方面來說，畢竟是難以容忍的掘墓盜運回日本的行為吧！琦玉縣巖規市有座慈恩寺，因它同西安那座與三藏法師淵源頗深的慈恩寺同名，就把舍利收藏到那里去了。由于舍利是擅自拿走的，戰后中國方面有權予以索還，后由佛教界有關人士將它送往臺灣了。送歸臺灣時，分下一部分舍利，供在為它建造的石塔中，以此來祭祀分骨的三藏法師。

　　三藏法師的舍利，在藏入慈恩寺以前，一部分被裝入瓶中悄悄地帶走了。拿走的人是在北京和南京有名的被稱為“大陸浪人”的水野梅曉。他把這些舍利和中國的文獻帶回到麹町三番町自己的家中。后來由于空襲緊張，他把這些東西疏散到位于琦玉縣飯能市西北名栗河上游，名果村字鳥居的平沼彌太郎府中。平沼那時是飯能銀行的總經理。

　　水野梅曉死后，舍利和文獻都收藏在平沼府上的一間屋中。戰后，我陪五島慶太去平沼府，他請我們看了舍利和文獻。10張榻榻米大小的室內展開了滿滿一屋的貴重書籍。據說這一件件都是（中國）宋、唐的書。這些文獻收藏在模仿正倉院建造的校倉型建筑屋內，玄奘三藏法師的舍利祭祀在白云山中的祠堂里。

　　南京淪陷后，日軍進駐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將館內珍貴標本大肆糟蹋，櫥柜用于烤火取暖，損失慘重。小原孝太郎（出征前為小學教師，日軍十六師團輜重兵第十六聯隊第四中隊第二小隊第四分隊士兵）在當時的日記這樣記述——

　　1937年12月19日，從中山門入城后我們直接進入馬場。原本是個陸軍軍營學校。柄澤部隊的六個中隊全部集中在此。……宿舍是離馬場不遠的一個地質礦產陳列室，里面陳列的物品十分精美，擺滿了珍稀的礦物標本。氣勢宏偉的三層樓內每層滿了陳列品，真是令人美慕不已。如果是一個對這方面很精通的收藏家，看到如此完美的陳列，一定會感動得流下淚來。這貝売、這樹葉、這古代的茶壺，不論哪個都不是平凡之物。要是我把它們帶回佐原的學校，大伙兒該會多么吃驚啊。順手帶走這些物品完全是舉手之勞，但我們來到戰場，是不能干這種事情的。我看到有漂亮的明信片，便征繳了回來。沒一會兒，聽說為了建宿舍，要把陳列架、陳列品都打翻扔出，當作柴火用。如此一來，從世界各地收集而來的價值昂貴而珍稀的化石、巖石、壺也就與路邊的石塊毫無二致了。而且陳列架也將化為一縷青煙，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人痛惜的了。但光說是于事無補的，既沒辦法煮飯，也沒有飯吃，所以上述決定也是無奈之舉，這些物品最終被當作了柴火。

　　12月29日，聯隊長來檢查：接著他的注意力就轉移到角落的化石上，“蔣介石也太蠢了，把這么好的東西給糟蹋了”，一邊說著一邊把堆放在角落里的化石拿在手中仔細端詳，“真是好化石啊！一定價值不菲吧！”他只顧感嘆這些，根本沒怎么顧得上檢查兵器就回去了。

　　其他如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研究資料，河南、江蘇、山西、上海、安徽、湖南、福建、廣州、廣西等省的省立博物館和圖書館的文物、收藏均損失嚴重，有些是毀滅性的。在此不一一寫出。

　　1946年秋，上海著名作家黃裳南京之行后感慨道：“南京有什么‘文化’呢？干脆地說，我找不到什么。在這‘劫’余的首都，民生凋敝，文物蕩然。夫子廟成了雜耍場，這已經是‘古已如斯’的事了，狀元境、三山街一帶，幾乎成了妓女的大本營，跑舊書鋪的結果是空了兩手灰塵回來。”

　　永遠的痛

　　國民政府追回了多少文物

　　1946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編寫了被劫掠往日本的重要文物目錄——《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2012年正式出版）。全書收錄了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被日本劫奪的中國甲骨、石器、銅器、刻石、陶瓷、古玉、絲繡、書畫、寫經、拓本、雜物、古籍等類中國文物15245件。其實，這本目錄依據的都是出版的圖錄，浩如煙海的個人收藏遠遠沒有被納入。

　　按照抗戰勝利后“清損會”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各地被日軍劫掠和毀壞歷史古跡741處，書畫類15000多件，古器物類16000多件，碑帖類9300多件，珍稀書籍類300萬冊，雜件類60多萬件。在戰時文物損失目錄外，“清損會”亦負責追回被劫掠文物以及接收敵偽圖書文物。《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的編纂工作正是向日本開展戰爭賠償做準備的一個組成部分。

△18世紀景德鎮窯藍釉粉彩桃樹紋瓶，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此外，“清損會”還組織赴日調查團，調查中國在日各項文物。在1947年4月的《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結束報告》中稱這次追索“盟軍駐日總部對收回文物規定甚嚴，而國內各方對于被劫之證件多不具備，致交涉每感困難”。而文物專家王世襄1947年從日本帝國大學等處追回被劫奪的原南京中央圖書館的古籍106箱（一說117箱），被看作是不多的勝利。在戰爭中被掠走的其他大量珍貴文物，如今依然如流落異鄉的孤兒，未能回到祖國懷抱。

　　值得一提的是，戰時，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組織人員潛入上海等地，以“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名義作掩護，秘購散落社會的善本典籍。江浙一帶的著名藏書樓，如吳興張鈞衡適園、劉承干嘉業堂、金陵鄧邦述群碧樓等散佚舊藏珍籍萬冊，均為中央圖書館購得。其他如常熟瞿鏞鐵琴銅劍樓、聊城楊以增海源閣、吳縣潘祖蔭滂喜齋、江安傅增湘雙鑒樓散出圖書也被收購不少。到1940年年底，購得的淪陷區散佚古籍已經超過3萬部。

　　為妥善保藏這批古籍，1941年7月起，在香港大學設一辦事處，將從上海寄來的郵包，暫存于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原擬再寄存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旋因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后香港淪陷，被日本人竹騰峰治劫運日本后分藏幾處。1946年2月，有人在東京上野公園內的帝國圖書館中發現蓋有“國立中央圖書館”圖章的《永樂大典》零本，經中國駐日代表團專員仔細查訪，終于查獲日方藏匿于該館地下室、并由長澤規矩野正在負責整理的25000冊古籍，以及藏匿于伊勢原鄉村土窖中的近萬冊珍本，共計3286部、34970冊。這批古籍計裝箱170箱，終于1946年8月18日前分兩次運歸南京。

　　同英勇的抗敵作戰一樣，中國軍民為保衛珍貴的文化遺產，以多種方式同日本侵略者展開斗爭。1939年3月，河南安陽武官村村民吳玉瑤在自家地里挖出了一個器腹內壁鑄有“司母戊”三個銘文的大銅鼎，它就是日后聞名于世的中國古代最大的青銅器——司母戊鼎。因為害怕被日軍掠奪，村民們又連忙就地掩埋，嚴守秘密，直到1946年6月才重新掘出，交給安陽縣政府保存。

△公元前5世紀蟠螭紋镈，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中國周代青銅重器虢季子白盤在抗戰時期也被清末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后人秘密掩埋在合肥老家院內，并在上面種了一棵小槐樹，日軍曾多次去尋找都撲了空。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劉家后人才將這件珍貴的文物捐贈國家。

　　1942年春，山西趙城廣勝寺住持力空和尚獲悉，占據趙城的日軍準備搶走收藏于該寺馳名中外的佛教經典著作金代木板刻本《趙城金藏》，他立即冒著生命危險報告了抗日根據地趙城縣長楊澤生。楊隨即向八路軍太岳軍區作了匯報。軍區當即派部隊前往廣勝寺搶救，將4000多卷珍稀經卷安全運走。在此后的數年中，這批珍貴文物在當地抗戰軍民的保護下，幾經輾轉，最終躲過了敵人的搜掠。為此，幾位八路軍戰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劫掠的中國文物數量到底有多少？從中國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要給出一個精確的數字，似乎不太可能。或許，這將是一個永遠無法揭開的謎，也是留給中華民族、華夏兒女永遠的痛。戰后，日本對其本國國民的戰爭賠償為4000億美元，其中包括戰犯都是很大受益者，但對被其侵略的國家和地區的戰爭賠償只有區區65億美元。連日本一位名叫田中宏的社會學家也承認“我們的戰爭賠償政策對于外國人來說是不公正的，也是對歷史毫無悔悟之心的”。

　　所以，歷史告訴我們，國家不富強，就會被人欺侮。只有實現民族復興，才能讓一切覬覦者徹底打消念頭，也才能從根本上守護好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的文化傳承！勿忘國恥、國富民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