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三皇五帝，如羲皇伏羲、媧皇女媧、黃帝軒轅、炎帝神農等都不是真正帝王，僅為部落首領或部落聯盟首領，其“皇”或“帝”號，為后人所追加。夏朝君主稱“后”，商朝君主稱“帝”，周天子稱“王”。戰國諸侯大多僭越稱王，尊周天子為“天王”。秦王嬴政統一中國，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蓋五帝”，創“皇帝”一詞作為華夏最高統治者的正式稱號。所以，秦始皇嬴政是中國首位皇帝，自稱“始皇帝”。從此“皇帝”取代了“帝”與“王”，成為中國兩千年多來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的稱呼。

　　每一位皇帝對待權力的定義和使用是不一樣的，有些皇帝運用權力只是為了貪圖享樂，這是典型的昏君；有的皇帝“抓大放小”，部分權力下方，自己掌控結果，這樣的皇帝屬于半昏君，因為底下的人難免假公濟私而弄虛作假忽悠皇帝；還有的皇帝嗜權如命，集大小權力于一身，這樣的皇帝大多還是有所作為的，至少有一顆“有所為”積極向上的心，只可惜真正有作為的皇帝并不多見。

愛新覺羅·弘歷

　　那么誰是大清王朝最嗜權如命的皇帝呢？很多朋友會首先想到雍正皇帝，其實不然，他的兒子乾隆皇帝才是那位最嗜權的皇帝。

　　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突然駕崩，乾隆皇帝25歲繼承大統，這位精干的年輕人可謂是躊躇滿志，上位伊始便暗下決心，定為千古之明君。

　　依照雍正皇帝的遺詔，特地安排了四位肱骨老臣來輔佐新君，他們是和碩莊親王允祿、和碩禮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和大學士張廷玉，此四人絕對是雍正皇帝最為信任，在雍正一朝參與軍機要政的心腹大臣，雍正皇帝真的是用心良苦。

　　面對先皇的人事安排，四位老臣有些為難，新皇帝并非未成年的孩童，并且新君看似溫文爾雅，其實城府極深，四位老臣怎敢專權？于是，四人決定聯名上書歸權于皇帝，此做法就是試探一下新君對權力的態度，好擺正自己的位置。結果，對于輔政老臣們謙遜歸權的請求，端坐于大殿之上的皇帝只是平靜的說了兩個字——準奏！年輕人輕松的收回了應該屬于自己的權力。當然，決策權定要收回，但是前朝老臣還是要留用，乾隆皇帝很明白他們是父皇留給自己的遺產，是自己可以執政的好幫手和學習處理政務的好榜樣，他對待四位老臣可謂是禮遇有加，十分倚重。可以說，乾隆皇帝繼位伊始真的是君臣和諧，一派欣欣向榮之景象。

孝賢純皇后

　　然而這欣欣向榮并沒有持續多久，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的結發之妻孝賢皇后薨逝，再加之因為皇帝的寬仁執政風格，很多大臣開始蠢蠢欲動，雍正朝遺留下來的清正廉潔之風儼然消失的蕩然無存，腐壞之風大有席卷朝野上下之勢。乾隆皇帝頓時一改寬仁為吝厲，一下子從圣祖變為世宗，由宋太祖變為了明太祖一般，嚴肅并嚴厲整飭官員不正之風。

　　不僅如此，他在整飭不正之風的同時，刻意打擊甚至是戲弄老臣，年邁的張廷玉被他捉弄得不知所措，甚至是無地自容，至于已故的鄂爾泰他也不放過，到底還是發現了鄂爾泰的不是，將他的牌位從賢良祠搬了出去。乾隆皇帝如此行為明面是為了打擊朋黨，其實無非是要證明自己才是最為優秀的君主，擁有前無古人般的聰明智慧、最為敏銳乃至毒辣的識人眼光，此時的乾隆皇帝已經開始自欺欺人，剛愎自用了。

張廷玉

　　乾隆皇帝利用這一次整飭朝野的機會，進一步加強皇權，進一步完善軍機處僅為皇帝一人服務的行政制度，同時進一步限制宗室權力，他明文規定，宗室皇親不得入軍機處，宗室皇親不可以參政，斷絕染指國家權力中樞的一切機會。要知道他的規定并不是僅僅限制其他宗室皇親，對待自己的子孫們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乾隆皇帝的長孫綿德（乾隆皇帝長子永璜之長子），就因為和個別大臣對些許國事發表了些意見，就被乾隆皇帝無情地罷爵，這還是因為看在乾隆皇帝對去世的皇長子有所虧欠的份上，才沒將綿德圈禁宗人府。對于那些沒有任何錯誤的兒子們“盯”的也很緊，他的兩個兒子，第四子永珹和第六子永瑢分別過繼給履親王允裪（康熙皇帝第十二子）和慎郡王允禧（康熙皇帝第二十一子）為孫，按理說被過繼出去的皇子就等于沒有皇位繼承權，但是乾隆皇帝并不放心，出于“未雨綢繆、防微杜漸”的考慮，他竟然不讓兩位皇子著一切王爵服飾，更別說染指國家權力中樞，那是連“想”都有罪的事情。乾隆皇帝對自己權力的保護程度已經近乎于“變態”程度，恐怕即便沒讓你瞠目咂舌，也能讓你意想不到。

　　由于乾隆皇帝對于皇權的過分保護，他的兒子們各個遠離政治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一來的嚴重后果就是他的兒子們處理政務的能力不足，由于嚴重缺乏這方面的訓練，乾隆皇帝的兒子們普遍不具備政治敏感性和靈活性，包括后來的嘉慶皇帝，處理政務簡直沒有一點靈活性，完全是照搬祖先實錄處理當下事務，這不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劍嗎？所以嘉慶皇帝一生除了勤勉之外，唯一亮點就是除掉和珅，這一切都是因果關系，令人唏噓。

　　無論乾隆皇帝對自己權力如何不舍，接班人還是要選定的，在權衡各位皇子的各項指標之后，乾隆皇帝最終看中了穩重而熱愛學習的皇十五子永琰，乾隆三十八年，將永琰的名字寫進儲君密匣之內，永琰被秘密立為皇儲。在永琰被立為皇儲的很長一段時間，其實乾隆皇帝都沒有真正意義上認定永琰就一定是接班人，直到乾隆五十四年，永琰被晉封為嘉親王之時，可能老皇帝才真正肯定了這個兒子。

　　公元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六十年剛剛過去的第一天，乾隆皇帝信守承諾地將皇位禪讓給太子，自己則迅位為太上皇。這是大清王朝歷史上唯一一次，老皇帝尚且在世之時的權力交接，也是清朝歷史上皇位交接最無懸念、沒有任何“花邊新聞”的權力交接，用了六十年的年號“乾隆”成為歷史，“嘉慶”年號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雖說皇位交接了，年號也變了，但是權力還是牢牢地掌握在太上皇的手里，他甚至不愿意離開乾清宮，更沒有離開養心殿，因此嘉慶皇帝只能居住在毓慶宮。所有國家政務依然是老皇帝說了算，顯然新皇帝僅是名義上的皇帝并沒有什么實權。這應該是乾隆皇帝對自己權力的最后一次捍衛，名可以給，但是權不能放。直到公元1799年，嘉慶四年正月，89歲高齡的乾隆皇帝駕崩，此時此刻權力才真正從他的手中“放”了出來。而被“壓抑”許久的嘉慶皇帝，迅速利用這放出的權力辦了一件大事兒——清剿大貪官和珅，于是民間盛傳“和珅倒，嘉慶飽”，大清王朝正式進入嘉慶時代。

　　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高，實際掌握權力最長的皇帝，在他執掌皇權這60多個年頭里，一天也沒有和任何人分享過他的權力，這不容他人染指的權力成就了乾隆皇帝的千秋偉業，更讓他毀譽半生。“權力”這個東西究竟是好是壞？也許真的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