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應該都有所了解，宋朝時，幾乎每一個城市都修建有瓦舍勾欄。瓦舍是城市的娛樂中心，里面設有酒肆、茶坊、食店、攤鋪、勾欄、看棚等游樂設施；勾欄則是設于瓦舍之內的演出場所，每天都會表演雜劇、滑稽戲、歌舞、說書、雜技、魔術等節目。但你未必知道，宋朝的瓦舍勾欄很可能是宋政府的一項市政工程。

瀘縣宋墓石刻：勾欄表演

　　我曾在微博上說出這一論斷：“在宋代，建造瓦舍勾欄作為一項市政工程，納入政府主導的城建工作，目的是給市民提供文化娛樂的場所與設施。”但很快就受到宋史研究方家、北京大學教授趙冬梅老師的批評：“市政工程？太過了。吳先生，材料不能支撐啊。這般無限類比，宋朝的好處也要給你比沒了，別讓熱情的意圖帶累了歷史事實。”

　　我查了一下“市政工程”的定義，覺得自己的理解并沒有錯：市政工程指城市政府修建的、給市民提供有償或無償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建筑物、構筑物、設備等。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我敢斷言，至少南宋都城的一部分瓦舍勾欄是完全合乎“市政工程”定義的。

　　這一史料來自南宋潛說友的《咸淳臨安志》“瓦子”條：“故老云：紹興和議后，楊和王為殿前都指揮使，以軍士多西北人，故于諸軍寨左右營創瓦舍，召集伎樂，以為暇日娛戲之地。其后，修內司又于城中建五瓦，以處游藝。今其屋在城外者，多隸殿前司，城中者隸修內司。”《武林舊事》也載，“瓦子勾欄，城內隸修內司，城外隸殿前司。”

　　《咸淳臨安志》與《武林舊事》的記述非常簡單，卻透露了一條很重要的歷史信息：南宋杭州的一部分瓦舍是政府出資興建的，并列為城市公共設施加以管理。

　　一般來說，位于杭州城外的瓦舍隸屬于“殿前司”（宋朝的軍事機構），修建的初衷是給駐城的士兵及其家屬提供一個“召集伎樂”的娛樂場所。宋人所說的“召集伎樂”，可不是我們理解的“召妓”，而是指歌伎歌舞彈唱。當然這些瓦舍也并非供士兵獨享，市民顯然也可以到那里玩耍、游樂。

　　位于城內的瓦舍則隸屬于“修內司”（宋朝的城建機構），建造的目的是供士庶“以處游藝”，是城市民政工程的組成部分。南宋后期杭州市民嬉游之風極盛，以致后來，“貴家子弟郎君因此蕩游（舍瓦勾欄），破壞（民風）尤甚于汴都也。”

　　還有一條史料也可以表明瓦舍為宋朝的市政工程——《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載，“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張延叟、孟子書主張。”學者考證出，孟子書為北宋末的樂官，“主張”乃主管之意。也就是說，宋廷任命了專門的樂官來管理東京的“瓦肆伎藝”。

　　為滿足市民的文化娛樂之需，政府出資、出面在城市修建一批娛樂中心，并且由官方委派樂官管理，如果這不是市政工程，那什么才算市政工程呢？

　　至于其他州縣、市鎮的瓦舍勾欄是不是地方政府所建造，眼下我們還未找到有說服力的史料證據。不過，按常理推斷，宋代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有瓦舍勾欄的市民娛樂設施，這不大可能完全由民間自發完成，應該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

　　瓦舍勾欄是宋代特有的城市文化建制。元代時，瓦舍勾欄猶存，但入明之后，瓦舍勾欄作為一種城市建制，已經銷聲匿跡，城市中不再有瓦舍勾欄。文學史的研究者發現，馮夢龍整理的“三言”，里面多處提到了“瓦舍勾欄”，這是因為，“三言”乃是據宋元話本整理而來，保留著宋元社會的信息；而在凌濛初的“二拍”中，卻無一處提及“瓦舍”，因為“二拍”是明代文人創作的擬話本，而明人對于“瓦舍”已經非常陌生了，“勾欄”也從商演場所變成了妓院的別稱。

　　瓦舍勾欄消失的原因，一方面是改朝換代之際、兵荒馬亂之時，大部分瓦舍勾欄毀于戰亂；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嚴厲限制市民娛樂，導致城市娛樂業迅速衰落。要等到中晚明時才恢復繁華，但瓦舍勾欄的建制則再未復活。

　　這里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留意：宋朝君主與明太祖朱元璋在對待“民欲”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別。

　　宋朝歷代君主都比較注意“從民欲”，尊重庶民娛樂享受的需求，如宋仁宗在邇英閣收藏了十三軸御書，上面寫著自己需要時刻謹記的事項，其中第二十三項便是“從民欲”。我們舉個例子，舊時元宵節，實為民間的一場大狂歡，嘉祐七年（1062）的元宵節，因上一年發生了水災，司馬光等諫官“乞罷上元觀燈”，但宋仁宗卻跟往年一樣，“御宣德門觀燈”，他跟大臣解釋說：“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爾，非朕獨肆游觀也。”仁宗此舉，是在向天下百姓表明一個態度：元宵節的狂歡是正當的，朕與民同樂。

　　從宋人筆記《北窗炙輠錄》記錄的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宋仁宗對于民間享樂的態度：“一夜，（仁宗）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仁宗皇帝認為，官家不可縱情享樂，卻應該為民間享樂創造機會。

南宋《西湖清趣圖》上的錢湖門瓦子。圖中文字為研究《西湖清趣圖》的學者陳琿所標注。

　　網上有一句貧嘴的話：“娛樂八卦是人民群眾不可侵犯的權利。”宋朝人當然不會這么說，但他們顯然也明白：娛樂亦民之欲也，為市民建造瓦舍勾欄便是“從民之欲”的表現。

　　明太祖朱元璋的態度卻正好與宋代君主相反：更傾向于將民眾的聲色享受當成一種不務正業的罪惡。這一觀念在其注《道德經》時表露無遺：“有德之君，絕奇巧，卻異財，而遠聲色，則民不爭浮華之利，奇巧無所施其工，皆罷虛務而敦實業，不數年淳風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

　　其于這樣的治國理念，朱元璋熱衷于節制、控制、壓制“民欲”，立國之初，他便頒下圣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作賣買的，發邊遠充軍。”不要以為朱皇帝嚴禁娛樂的禁令只針對“軍官軍人”，他還在京師“造逍遙樓，見人博弈者、養禽鳥者、游手游腳者，拘于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民間的“絲竹歌笑”也被列入法禁的范圍：“元時，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產。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弦管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

　　如此苛嚴的管制之下，哪里還有瓦舍勾欄的立足之地？

　　我講瓦舍勾欄的興衰，是希望諸位看官能夠理解宋代文明的獨特魅力之一：基于“從民欲”的理念，宋朝政府懂得將滿足市民娛樂之需納入市政建設的公共工程。這是我們在漢唐明清歷史中很難看到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