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法式》是王安石推行政治改革的產物，目的是為了掌握設計與施工標準，節制國家財政開支，保證工程質量。當時朝廷曾下令制定各種財政、經濟條例，《營造法式》是其中之一。這是我國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術書籍，著作人是將作監李誡，書中資料主要采用歷來工匠相傳經久可行之法。這本書不僅對北宋末年京城的宮廷建筑有直接影響，南宋時，還因在蘇州重刊而影響江南一帶。

　　宋代建筑是中國古建筑體系的大轉變時期。規模雖比唐朝小，但比唐朝建筑更為秀麗、絢爛而富于變化，出現了多種形式復雜的殿閣樓臺，主要以殿堂、寺塔和墓室建筑為代表，流行仿木構建筑形式的磚石塔和墓葬，創造了許多富麗華美的建筑。建筑多用彩繪、雕刻及琉璃磚瓦等裝飾，且建筑構件開始趨向標準化。《營造法式》中列出的42種小木作制品，說明了宋代木裝修的發達與成熟。但這些古代建筑法則，殊少留下重要的文字材料，其豐富的美學思想只能體現在實體的建筑之中，而歷史建筑又由于戰火及各種原因毀滅殆盡，人們通常只能從一些文學作品中得以想象它們的雄偉與華麗。《營造法式》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亦絕非古代的建筑規范，是當時北方大木中原流派的實踐總結。

　　筆者認為《營造法式》的歷史意義有顯性和隱性兩個方面，顯性方面是其記錄的古建筑制作模數、圖樣、功限、料例等；隱性方面則是工藝背后所展現的當時人們的生活的思想精神、文化習俗、禮儀禮制等。而《營造法式》編著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建立了造屋的尺寸標準。木架建筑采用了古典的模數制，《營造法式》中規定，把“材”作為造屋的尺寸標準，即將木架建筑的用料尺寸分成八等，按屋宇的大小、主次量屋用“材”，“材”一經選定，木構架結構部件的尺寸都整套按照規定而來，不僅在設計中可以省時工料估算有統一標準，施工上也便利許多。這種方法在唐代構建可能已實際運用，但《營造法式》卻是首次以文字記載下來作為政府的規定予以頒布，并且以后歷朝的木架建筑都沿用類似以“材”為模數的辦法，直到清代。

　　然而古代在“材”的規范上無不與禮制緊密相連，古代中國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以“禮”為基本框架，也就是用制度規范各類等級，它很自然地滲透在建筑及其裝飾藝術的營造中，因而建筑中的一切設置并不僅僅是為了“求其觀”，而是為了“辨貴賤”，裝飾的式樣、色彩、質地、題材等都服從于建筑的社會功能，成為顯示建筑社會價值的重要手段。中國的古代建筑里禮制建筑有它獨特的一面，很多人把宗教的信仰，也就是宗教建筑與一些禮制建筑混在一起，禮制建筑是獨立的，自成一體的。相對于宗教建筑，禮制建筑更多的是反映了人的特性，更廣泛地反映著以人為本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人內在的信仰的關系，是一種對人的由來和生活所依賴的因素的一種崇敬與感恩，是一種禮儀的性質，而非宗教內容。“禮制”對中國古代建筑的影響是十分深遠和重大的，在“禮制”的影響下產生了更多的建筑形式。而《營造法式》中通過對“材”的規制，將宋代禮制在建筑實體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并清晰地刻畫在文字中，給與比建筑實體更清晰明了的傳承。

　　不僅如此，《營造法式》中還對北宋時期不同等級的柱子裝飾作了系統的總結，這也是其著作的一大創新點，并且使我們能對宋代的柱子樣式有一個相對全面的了解。《營造法式》中描述了柱子彩畫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營造法式》柱子彩畫，基本分成柱頭、柱身、柱腳、四個部分進行區分和彩繪，用線道界分。柱彩畫只有五彩遍裝、碾玉裝、青綠疊暈棱間三個高級別彩畫才有，多作疊暈蓮花，這可以使得本柱身與石柱礎之間在視覺上有一個順暢的過渡。第二，柱頭之長度與入柱額同高，而柱腳大多與柱頭同高，其余為柱身，是柱子的主干，柱身通過疊暈線道與柱頭、柱腳相隔。第三，柱頭之花紋為細錦、方勝等幾何紋，取其靜勢，以襯托柱身的主體彩畫，柱腳彩畫只有五彩遍裝與解綠裝有，紋樣與柱頭基本相似，碾玉裝與柱身連成一體，直接落于柱之上。而丹粉與黃土刷飾的柱腳與柱頭相通，一律刷丹。第四，建筑裝飾的等級制度鮮明地體現在柱子彩畫中。第五，柱身彩畫是柱子彩畫的主要裝飾部位，以五彩遍裝為例。柱頭作細錦與瑣紋，柱腳僅作細錦，柱質為青、紅疊暈蓮花，這些都是鋪墊，規則的幾何紋與蓮瓣等靜態紋樣，以襯托柱身華麗而富于動態的裝飾圖案。柱身為海石榴花等一品花紋，花紋中還間雜以飛鳳等鳥類圖像，還有用四入、四出等窠內，間以龍鳳、化生等圖樣。其中龍鳳、化生等動物和人物紋樣才是柱子彩畫的中心主題，柱身內的植物花紋，一般也只起到界定與襯托作用。其他幾個品級的彩畫，亦是如此。第六，柱子彩畫中，除了丹粉與黃土刷飾外，基本是以青綠冷色彩畫為主，以上是柱子裝飾部分的總結。

　　《營造法式》注釋版本不同，梁思成先生為《營造法式》作的注釋也是中國古建研究中一大里程碑，《營造法式》從此變得不那么神秘。梁思成說的“中國木構體系”，是一種有別于西方建筑傳統的、我們本土自發生長的、以木梁架形成完整構架體系的建筑體系。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顯然應該以“大木作”為綱，以“小木作”“石瓦作”等為輔形成梁公的建筑體系。

　　早在梁思成還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的時候，父親梁啟超就給他寄去一本陶本的《營造法式》。但是，梁思成先完成的法式解讀是《清式營造則例》。對于早期的梁思成，宋代的法式文獻對于他來說是“天書”，這也是為什么大家直接看法式原文會不懂，需要這本注釋的原因。而梁思成采用了先研究尚存大量案例和一些前朝匠人的清代宮廷建筑，這樣一來就慢慢熟悉古代木構和古代法式文獻的原理了，筆者常常把這一過程稱為“曲線救國”。

　　當然，要想真正理解《營造法式》只讀此書一種注釋版是完全不夠的，需要閱讀研究大量中國古建筑的書籍文獻，并進行對比、歸納和總結，希望通過對此著作及相關論文的閱讀，提高對中國古建筑功法等的理解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