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工匠技藝的水平舉世矚目，但“重文輕工”的基調幾乎貫穿了所有封建王朝的政策推行之中，以至于諸多能工巧匠，并未曾留下多少寶貴的記述。

　　他們中時常人才輩出，向近代科學踏出試探又偉大的一步步，只是生不逢時，更多的理性與思考被湮滅于“四書五經”之中。除了不被重用，更多時候工匠們的自由也會被王權私利所限制，甚至只能作為政府登記在籍的匠人活一輩子。

　　工匠設計的復雜古建筑

　　歷朝歷代，對于底層中手工藝人的政策管控有時寬松，有時收緊，只是總結為一句話，不過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春秋——技術與思想共舞

　　在漢文明興起的第一個小高潮——春秋時期，人們滿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后延伸出了更多的需求，工匠在各類器具的打造方面大顯身手。

　　此時的百家爭鳴運動中，手工藝人眾多的墨家自成一派——其創始人墨子原是擅于制造守城器械的工匠。在這個動蕩危機且自由的時代，即使貧民百姓也亦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抱負，并盡自己所能去實現。

　　身為魯國人的墨子秉持“非攻”的思想，反對不義戰爭。當墨子聽說，一位名叫公輸盤的匠人要為楚國造攻城的武器去攻打宋國時，他從魯國趕路十天十夜到楚國，勸說公輸盤放棄。據理力爭后兩人以器械模擬交戰，公輸盤所造攻城器具不敵墨子守城器具，他便暗示殺掉墨子，便能成功攻取宋國。而墨子甘愿舍身取義，其門下追隨者亦如是，楚王知曉殺掉墨子一人，卻殺不盡承墨子學說的眾人，于是放棄了攻打宋國的打算。

　　而他對工匠一職的履行卻不單單只是囿于刻板地制作和打造，他在力學、幾何學、光學等學科均有自己的經驗總結和實踐。《墨經》中所提出的”端“、“尺”、“區”、“穴”等概念，大致同近代幾何學上的點、線、面等相近；而墨子和其學生也做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實驗，探究”光沿直線傳播“的奧秘。

　　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曾指出：“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線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可能已經產生歐幾里得幾何體系了。”

　　這個時期齊國管仲提出“四民分業，士農工商”政策，把國民分為軍士、農民、工匠和商賈四類人，讓他們按職業聚居在固定的地方。這個舉措不利于社會階層流動，不過其中的平等意味至今仍可借鑒——這種職業分類并非高低貴賤的排序，而是并列之意，將“士農”同“工商”同等視之。當代史家李劍農便依據《史記》、《國語》等古書記載判斷：“中國商業之開化，當以齊為最早。”

　　唐朝——階層固化的悲哀

　　與春秋時期不同，唐代法令開始強調“士農工商”四民的高低貴賤。《舊唐書》記載：“工商雜類，不得預于士伍。”此時工商從業者不僅被要求不得入仕，其職能也被列為“雜類”，可見身份低微。

　　唐中央政府設三省六部以治理天下，手工匠人則由工部統管。他們都有特定的名籍在冊，以便官府隨時調遣。出于國家政權和上層統治集團奢侈性消費的需要，唐代官府對工匠們的控制十分嚴格。但隨著時代向前發展，“納資代役”（以金錢代替服役）政策逐漸普遍化的情況下，手工業者的固有身份也逐漸松動，甚至可以擺脫原有的工匠身份，走上“入仕”之路。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唐傳奇》所載一位能工巧匠名為馬待封。他自幼學做木工，不僅掌握漆畫、雕刻、燙畫等技術，自己也擅于鉆研事物原理，琢磨風能水能這類天然動力，運用齒輪等制作木器。由其首創的蕪湖鐵畫制作技藝，被列為中國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之中。

　　玄宗在位時期，馬待封為修皇帝的法駕從海州赴京——他不僅修好了這架六匹馬拉的華美馬車，還把宮中損壞多年的各種器械儀器修好改造，使它們更加美觀精巧。

　　馬待封之后在皇宮的新奇制作奠定了他“機器人鼻祖”的稱號。他為皇后制造的梳妝臺打開妝臺門，會有木制婦女依次捧出毛巾、梳子、化妝品等遞給皇后，最后將取出的東西遞還給“木婦人”，它將其拿進去后，妝臺門也會自動關閉——可謂是登峰造極的技藝。

　　之后他還制作了名為“酒山”的工藝品，酒池荷花荷葉遍布，一只巨龜馱著高約三尺的山峰居中，山內部中空，可盛三斗酒。山腰金龍盤繞，將酒杯置于龍口所對荷葉上，金龍便能自動吐酒至八分滿，待飲酒者取走。若是喝的慢了，山峰頂上小閣樓樓門便會打開，有衣冠整齊的小人執手板催促喝酒——將酒杯放在荷葉上讓龍口斟滿酒，小人便會回去，閣樓門也自動關閉。

　　酒山內設需風力催動的機關，工藝水平極高，但無奈唐玄宗“重文學，輕理工”，馬待封的精湛技藝并未得到絲毫重用，他的諸多理念也沒有傳承下來。留下的只是窮困潦倒歸鄉的故事，被好事者調侃姓名：“為皇帝做牛‘馬’，等‘待’到死也無‘封’賞。”

　　現代人驚嘆于古代能工巧匠非凡的智慧，而在古代，他們的作品只被視為“雕蟲小技”“奇技淫巧”，是上不了臺面底層人的小玩意兒。歷史上各朝代對四書五經的推崇，對數理機械的漠視，暗含了對科技的摒棄，也為封建王朝未來的覆滅埋下深遠的伏筆。

　　明清——大落大起之間

　　明朝工匠處境進一步緊收。它承襲了元朝的匠籍制度，匠戶身份父死子繼，役皆永充。除非官府放免，否則只能終身為匠，子孫也不能脫離工匠身份。被編入匠籍的人，需要按照“匠不離局”的規定，終身只能在官營手工業中被強制勞動，依附于封建王朝，沒有決定自己人生的自由。

　　“每日絕早入局”“抵暮方散”是匠戶的工作常態，工作繁重之外，也會受到官府的壓榨剝削，官員們往往會巧立名目，“捕風捉影，蠶食匠戶，以供衣膳”，一部分生活艱難的底層匠戶常常衣食不濟，甚至質典子女以維系生活。

　　政府為維護官營手工業的生產秩序，對工匠管理嚴密。《大明律》中針對工匠的法律條文多以懲罰為特質。在這樣嚴苛的制度下，匠戶消極怠工或者逃亡來脫離匠籍身份的行為屢見不鮮。正統三年各處逃匠四千二百五十五人，正統十年逃匠萬人，景泰元年逃匠三萬四千八百多......盡管針對此類情況頒布了“清理勾補”的相應政策，依舊無法挽回大局。

　　這種落后的生產關系導致手工業者的生產效率十分低下，匠戶的反抗不僅會影響封建統治者對手工業品的需求得不到滿足，也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匠戶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匠班銀”的出現讓匠人可以通過繳納錢財代替勞役，解放了部分工匠和官府的強捆綁，給予了一定的自由空間。

　　明中后期，科舉開始向匠戶開放，匠籍人員也可以登科入仕。除此之外，也有匠人不通過科舉考試，僅憑借自己的高超技藝進入官僚階層。清代趙翼所著的《廿二史札記》中記載了明朝數次匠人入仕的經歷：“蒯祥、蒯義、蒯鋼、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左右侍郎。陸祥以石工，官至工部左侍郎。”

　　工部是管理全國工程事務的機關，尚書和侍郎分別相當于長官和副長官，職位甚高。而有豐富制造經驗的匠人也會直接參與大型工程的管理。優秀匠人擔任政府職務直接入仕已成制度。

　　盡管有少量匠人可以入仕為官，且官至尚書，但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士大夫群體對工匠群體的認可度依然不高，數次上奏質疑匠官合法性，導致匠官大面積降職。《明實錄》中雖然稱贊工部左侍郎陸祥“為人頗謹愿”，但緊接著就說“士夫不以其出自雜流而棄之”——“雜流”一詞不禁讓人唏噓。

　　到了清代，統治者對工匠態度更為友善。匠籍制度被廢除，匠班銀也被免除，官府試圖以招募雇傭的方式召集工匠做工。然而大量免費勞動力和財源的損失使得朝廷財政入不敷出，匠籍和匠班銀隨之恢復。政策的廢除和重現都過于武斷和思慮不周，由此對產生了諸多不合理之處，其中之一便是匠戶需要承擔“民籍”與“匠籍”兩種賦稅。匠戶逃亡再次“蔚然成風”。

　　這種情況下，清朝政府不等不再次改革，將匠班銀攤入田地賦稅。從此，工匠才終于擺脫了匠籍制度的捆綁與免費勞動力的提供。

　　清代統治者也允許“匠人留名”。工匠在作品上署款，使其幕后的身份逐漸走進大眾的視線——匠人不只是制造工藝品的“工具”，其勞動價值和社會地位也因他們的作品而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