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思想即儒家的精神家園思想。《周易》承載中華文化根脈，雄居儒教經典首位，在古代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過去人們比較注意總結《周易》的義理或象數等易經學思想，近代以來又注意提煉其哲學思想、科學思想等等，但對其精神家園思想的研究卻很不夠。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新時期，整理《周易》尤其是《易傳》的儒教思想，對于發掘古代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建設的精神遺產，為建設現代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供歷史借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文化氛圍里，宗教思想既指以信仰為核心的天人合一論，也包括以道德實踐為基礎而求證和建立安身立命之所的信念，通俗地說，主要指人們建設自己可靠“安宅”的有關思想。就信念而言，信的對象，對自己來說應該是終極的、最可靠的東西。它至少有三個特征：一是實在性，即人們相信自己所信的東西是最實在的。

　　《周易》中的陰陽二氣觀念，通過它們的對立統一而在整體上構成一種永恒存在。這樣的實在，和古希臘的存在觀不同，它是運動不已、生生不息的；和基督教人格神的上帝也不同，而更接近于一種自然神。二是合理性，符合辯證運動發展規律。《周易》為我們提供了我國古代自然辯證法的思想代表。三是有效性，即對于人們解決現實問題有效。具有上述三個特征的可信對象，在《周易》里就是陰陽統一的“太極”“道”。

　　《易·系辭上》：“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易》之序”就是易卦的排列次序，反映了易道的運動規律。意思是說，君子所居的安宅，君子的精神家園，就是易道規律。在《周易》中，道既是本體，又在運動變化；道既是一，又是多。借助運動變化，道和整個世界有機統一。故有修養的人應相信易道，將易道作為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中國宗教思想史上，《周易》的儒教思想有自己的特點和歷史地位。就其特點而言，基督教信仰上帝，孔孟等儒家信仰天命鬼神，而孔孟著力發掘的是人的使命意識，對于鬼神，或者罕言，或者不語。《中庸》提出“至誠如神”說，開始將人的修養達到的高明境界稱為“神”，孟子則直接將人修養達到的“圣而不可知”的境界稱為“神”。

　　這些“神”作為概念都比較抽象，精神性強。而《易傳》提出“陰陽不測之謂神”的自然神論，提供的是更接近人們日常經驗的信仰對象；在人性論上，基督教相信人雖然有神的形相，但有原罪，孔孟等相信人性善，《易傳》則觸及生命人性論，回避了人性善惡問題；關于天人關系，基督教相信神是人絕對不可到達的至上存在，而儒家、道家都相信天人合一，《易傳》卻提出天人感通的關系，從氣感運動歷程方面深化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基督教要人信仰神，輔之以祈禱，孔孟等都不主張禱告，而主張進行理性的道德修養，《易傳》則明確提出“進德修業”的主張，特別注重“修業”而不是袖手談心性，遂逐步發展成為儒家人性修養論的主干；基督教要傳教，而所傳的是所謂“神言”，不同意見都被看成是異端邪說，只有自己的信仰才是唯一正確的，這就不免有獨斷性、獨尊性。儒家、道家都是以道為教，《易傳》特別提出“神道設教”，也是以道為教，但在實踐上卻發展為文明教化理論。

　　《周易》確立了古代中國人精神家園有別于基督教等其他文明的精神家園形態。它在宗教思想史上，使孔孟儒教思想走向定型并普及化，提供了和基督教等精致宗教不同的思想模式。具體而言，它提出“各正性命”的天命觀，提供了與基督教上帝創世說不同的宇宙自然生成論，這是一種哲學性很強的理性宇宙觀，后來發展成為古代中國自然觀的典型代表。

　　它提出感通的天人關系觀，包含天生人、人法天兩大方面，而共同統一到認識和實踐結合的天人感通關系中，提供了有別于基督教神造人、主宰人而人信仰神、依靠神的天人關系模式。其天命鬼神觀也很有特點：它提供了人類理性掌握天命的模式，“陰陽不測之謂神”說，則構建了和基督教全能神、至上神不同的自然神模式。

　　它提出“進德修業”的修養論，使孔子的學習和克己結合、《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說、《中庸》的誠明結合等道德修養主張，和生產活動結合起來，成為符合中道的人性修養論，提供了和基督教虔信祈禱不同的理性而現實的人性修養模式。它提出“神道設教”的文明教化論，將教化內容明確界定為人文的、理性的“道”，及其表現出來的文明成果，提供了和基督教傳播福音不同的宗教修行和傳教模式，即注重人性修養和文明教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