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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已經明確指出，中國的全部外交可以被概括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一帶一路”倡議也就理應是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的總體政策抓手。
如果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來考察“一帶一路”，那么就不能僅僅將其視為中國國內發展和經濟外交的一部分，還應當重視如何通過倡議來改變和塑造人類世界。而且這種改造和塑造也絕不可能僅限于物質層面，相反必然會滲透到人類社會的制度和理念層面。如果沒有一套共同的價值觀、沒有共同的理念信念，也絕不可能產生共同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2017年，“一帶一路”倡議經歷了兩次重大發展。第一次是5月于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主旨發言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倡議“同時向所有朋友開放”，“不論來自亞洲、歐洲，還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的伙伴”。這標志著“一帶一路”從一項區域合作倡議發展成了著眼世界、覆蓋全球的合作框架。
第二次則是在10月24日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此次大會正式將“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這標志著倡議理念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的理論指導方針。從倡議的政策層次來看，無論是從廣度還是高度而言，“一帶一路”都處于中國外交的統領地位。
西方很多國家和聲音經常批評中國的外交和經濟合作“缺少價值判斷”、“唯利是圖”、“不講原則”，但是事實恰恰相反，理想和價值始終貫穿著中國外交的始終和全局。“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遠。”顯然，中國外交追求的是一種與西方不同的價值，是一種能夠更廣泛地被世界各國人民所接受的理念。
2015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上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這一全新論述旗幟鮮明地宣示了中國承認并致力于維護和推廣能夠為全人類所接受的基本價值理念。這說明中國絕不是要在價值理念打造一個“自我封閉的孤島”。
當然，要實現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絕非易事。所謂“民心交融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應當認識到，理念和價值上的相通遠比修路架橋、商旅往來要困難的多。但是正如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所言，“我們不能因現實復雜而放棄夢想，不能因理想遙遠而放棄追求”。在推進過程中，我們一定不能因為眼前和局部的利益而忘記“一帶一路”倡議所蘊含的普世關懷和終究追求，時刻謹記“一帶一路”是中國繼續探尋、發展和完善“人類共同價值”的重要嘗試，肩負著神圣的歷史使命。
和平與發展是“一帶一路”的物質價值
和平與發展是人類的基本權利和價值追求，也是中國外交的基本價值追求，堅持和發揚這一傳統是“一帶一路”在探尋人類共同價值上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和平與發展與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密切相關，沒有和平與發展，人類的物質財務就無法累計、物質生活條件就無法改善。正所謂“倉廩足而知榮辱”，沒有和平與發展的保障，人類的其他一切價值追求就無從談起，更遑論在更高層次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時，和平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
“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只有保障和平，才能實現個人、國家和世界的發展。也只有實現全面、健康和可持續的發展，才能真正保障國家和世界的和平。“沒有和平，中國和世界都不可能順利發展；沒有發展，中國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損害和平的發展與缺少發展的和平都是不可持續的，也都不是真正的和平與發展。因此，“一帶一路”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在社會財富遠較以往時代豐富、科學技術遠較以往時代先進、國際聯系遠較以往密切的當今時代，解決長期困擾人類社會的“和平赤字”與“發展赤字”。
對于實現和平與發展這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目標，“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了獨特的答案。首先，中國高度重視設施聯通對于發展的促進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互聯互通是一條腳下之路，無論是公路、鐵路、航路還是網路，路通到哪里，我們的合作就在哪里”。同時，中國提倡的設施聯通又不僅僅是“修路架橋”，而是具有極為豐富的內涵。
它指的是沿線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在物理層面上的多層次聯通。除了公路、鐵路、港口、航空等交通基礎設施之外，它還包括沿線人民生活和發展所必須的一切其他硬件網絡。由這些網絡構成的設施聯通是不同共同體之間交往、溝通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重視這一關鍵基礎體現了“一帶一路”在哲學上的唯物主義，將發展落實到了基本物質環境和生產手段的改變上。
另一方面，與西方的類似合作與開發計劃不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絕不嫌貧愛富、趨利避害，也不單純追求超額的利潤回報。事實上，毋庸諱言的是“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的特點，不僅沿線國家自身難以承擔，對于中國自身來說也意味著很大的負擔和風險。但是，中國真正認識到了只有各國的全面發展才能保證中國自身的長期發展、只有世界各國的共同繁榮才能保障中國自身的長期繁榮。
因此，在現有的地區和國際融資體系難以給予沿線國家足夠支持時，中國反而主張“切實推進金融創新，創新國際化的融資模式”，力主引導世界范圍內的資本流通惠及沿線地區亟需資金支持的發展中國家。為此，中國既推動二十國集團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中心，支持世界銀行成立全球基礎設施基金，建立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新型國際機制，付出了重大的努力。面對挑戰和困難，中國的“一帶一路”體現出了強大的主觀能動性。
中國之所以不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普遍存在的動蕩不安和治理條件的相對落后、積極推動倡議的推進，就在于與單純呼吁和平與發展不同，中國更重視通過實際可行的發展模式為實現和平和進一步發展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中國倡導的發展是包容發展、共同發展，不能是孤立的發展。中國提倡各國應當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積極促進其他國家的發展，“不能把世界長期發展建立在一批國家越來越富裕而另一批國家卻長期貧窮落后的基礎之上”。對于這一新型發展這一理念，中國既是踐行者也是先行者。和平與發展是“一帶一路”倡議追求的基本物質價值，其主張沿線各國和全人類應當共同享受發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構建持久和平，實現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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