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源閣位于聊城市古城區(qū)萬壽觀街東首路北楊氏宅院內(nèi)，是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和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書樓之一。由清代江南河道總督、著名藏書家、聊城人楊以增創(chuàng)建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歷經(jīng)四代人悉心相守，總計藏書四千余種，二十二萬余卷，其中宋元珍本逾萬卷，凝聚著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jié)晶。

　　海源閣藏書樓為單檐硬山脊南向樓閣，面闊三間，上下兩層，下層為楊氏家祠，供楊氏先人牌位，上層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處。樓檐正中懸有楊以增手書“海源閣”匾額，額后有楊以增自題跋語。閣下正中兩柱上有“食薦四時新俎豆，書藏萬卷小瑯?gòu)帧钡拈郝?lián)。閣前有長廊式讀書亭兩座，閣后五進院為明清版本藏書處，北有瓦房五間，東西瓦房三間。海源閣藏書樓的樓主是楊以增，但其藏書始于他的父親楊兆煜，經(jīng)過楊以增、楊紹和、楊保彝、楊承訓(xùn)四代人的努力，上百年的積累，總計珍藏宋元明清木刻印刷古籍4000余種、22萬余卷，金石書畫不勝枚舉。其藏書之宏富，版本之精善，文物之豐富，海內(nèi)聞名。中國歷史博物館將海源閣與江蘇常熟瞿紹基的“鐵琴銅劍樓”、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樓”、浙江吳興陸心源的“弼宋樓”并稱為清代四大私人藏書樓。還將海源閣與北京的“文淵閣”、“皇史宬”、寧波天一閣并列為中國歷史上官私藏書的典范。海源閣為我國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道光五年（1825），楊以增秉承父業(yè)立志藏書，開始收藏宋、元珍本秘籍。步入仕途后，他多次易地任職，廣交文士，接觸和收集了許多珍本古籍。道光十八年（1838）為父守喪，開始建藏書樓，取《學(xué)記》中“先河后海”“涉海而能得所歸者”之意，取名“海源閣”。當時，清政府統(tǒng)治腐敗，社會動蕩，官僚豪門歷代收藏的典籍，常有散落于民間者。楊以增利用居外為官之便，輾轉(zhuǎn)于吳越間，將當?shù)財?shù)百年保存的重要文獻幾乎盡數(shù)收集起來，沿運河用船運至聊城。此外，他還通過各種關(guān)系和不同渠道，巨資購得不少私人珍貴藏書。太平天國起義時，楊以增正在江蘇清江浦任職，購得蘇州著名藏書家黃丕烈大部分藏書。黃丕烈系乾隆年間舉人，喜歡藏書，搜集宋本圖書百余種，專辟一室，名曰“百宋一廛”，又稱“士禮居藏書”。楊以增得到了黃丕烈的藏書，為海源閣藏書初步奠定了基礎(chǔ)。

　　楊以增收集、購買書籍時，特別注意鑒別書籍的真?zhèn)魏褪詹貎r值，大多經(jīng)過梅曾亮、高均儒、吳熙載等文人、鑒賞家的鑒別，因此，所收購書籍大都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

　　海源閣樓上藏宋元精槧，樓下為宋、元、明和清初版、殿版、手抄本；另將帖片、古物、字畫貯于閣的后院，凡五間，皆至充棟。另辟有“宋存書室”，因得宋版書《詩經(jīng)》《尚書》《春秋》《儀禮》《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遂稱“四經(jīng)四史之齋”。咸豐年間，江浙藏書家多不能自守，他乘機又購得鮑氏“知不足齋”、秦氏“石研齋”、惠氏“紅豆山莊”、方氏“碧琳瑯館”藏書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寧陳仲魚、陽湖孫淵如、大興朱竹君等海內(nèi)名家部分藏書，復(fù)借主管河道之便，用糧船運至聊城。藏書世家延綿祖孫四代，卻在1930年被軍閥、土匪掠劫損失大半，流散他人更不在少數(shù)，只有一小部分經(jīng)文獻學(xué)家王獻唐等人整理輾轉(zhuǎn)收入國家圖書館和山東省圖書館。陳登原先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傅增湘先生的《海源閣藏書紀要》書中甚為詳實地考察記錄了海源閣藏書的聚散流亡過程。

　　1956年，海源閣被山東省列為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2年，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毛澤東主席贈送他一部《楚辭集注》作為禮物，這個珍貴的禮物是海源閣藏書的影印本。《中國版刻圖錄》收錄海源閣的書影44種，標點本《二十四史》前四史也是以海源閣藏書版本為主要參考排印的。1992年，聊城市人民政府在原址按原結(jié)構(gòu)樣式重建，落成之際，海內(nèi)外名流紛紛題字作畫致賀，館內(nèi)現(xiàn)藏有李苦禪、啟功、沈鵬、劉炳森等名家字畫數(shù)百幅和大批圖書文物。胡喬木題寫的“一人致力萬人受惠，四代藏書百代流芳”楹聯(lián)，如今醒目地懸掛在海源閣大門兩側(cè)。可以說，海源閣藏書曾為我國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現(xiàn)在作為文化地標，也昭示和催生著一個書香社會的逐步形成與蓬勃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