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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初的北京，也是這樣一個隆冬時節(jié)，18歲的單士元第一次走進故宮，作為“清室善后委員會”的書記員，清點清宮舊藏。“當初進故宮，說是點查6個月的文物，沒想到，干了一輩子。”
90多年后，由故宮博物院舉辦的“故宮古建守護者系列之單士元專題展覽”暨“單士元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東華門古建館開幕。
開幕式是在東華門城樓露天舉行的，這一天北京零下8攝氏度，刮著西北風。這場活動卻是故宮近來“國寶級”專家來得最多的一次：95歲的建筑學家吳良鏞、95歲的文物專家謝辰生、85歲的建筑歷史學者傅熹年……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并非單士元的親屬，卻相隔幾十年，也成了故宮博物院的掌門人。在開幕式上，單霽翔說：“單老的一生是為實現(xiàn)明清故宮走向故宮博物院的偉大變革而不懈奮斗的一生，是不斷踐行中國營造學社優(yōu)良學術傳統(tǒng)的一生，是為我國文物博物館事業(yè)辛勤耕耘的一生。”
沒有單士元帶領的第一代故宮人的努力，或許世人就看不到今日的紫禁城。
1924年，清遜帝溥儀出宮，民國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員會”，單士元負責物品點查和檔案整理編目。當時的北京，寒冷時氣溫直逼零下十幾攝氏度。據(jù)單士元后來回憶：“一進神武門洞無法行走，因為西北風打得身子直轉(zhuǎn)，身不由己地撞在神武門洞兩壁，可以說是打著轉(zhuǎn)進宮的。”初進宮時，一些年長的學者知道單士元不認識器物，就親切地喊他：“來，小孩子，(把標簽)掛在那個文物上。”
10個月后，故宮博物院成立，單士元留任，從事文獻研究與編纂工作，開創(chuàng)了檔案目錄學，同時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念研究生。
當時的北京大學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長后，倡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且秉持“大學中無論任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權(quán)利”的教育理念。1923年，單士元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進入北大的平民夜校讀書。因為學習成績優(yōu)異，他很快引起授課教授的注意，被破格允許在北大史學系旁聽，后來又順利考上大學。
單士元的老師名單，包含胡適、馬衡、沈兼士、朱希祖等諸位史學大家。在讀書期間，他就參與編輯《史料旬刊》《文獻叢編》《掌故叢編》等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的重要刊物。
上世紀30年代，正在讀研的單士元選修了西洋史。教授告訴學生自己在國外的見聞，“外人認為中國建筑有獨到的風格，可惜的是中國人不懂本國建筑，尚未有專業(yè)人員從事研究”。這番話對單士元的觸動很大，年輕的愛國學子，決心要在建筑領域干出一番事業(yè)。
1930年年底，單士元加入國內(nèi)最早研究中國建筑的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利用自己的專長，為梁思成、劉敦楨的研究工作提供史料支撐。梁思成曾說：“你不用到處找，故宮就有一個懂古建筑的，叫單士元。”
經(jīng)梁思成推薦，1954年，新中國成立后故宮博物院的首任院長吳仲超，將單士元調(diào)入故宮古建筑研究部門任要職。這是單士元的幸運，也是故宮的幸運。
單士元組建了專門的古建筑保護部門，全面普查故宮古建筑，在全國最早為文物建筑安上了防雷設施。他把一些技術精湛的老匠師招進宮中，同時帶領著一批青年工作者，組織完成了為迎接1959年國慶故宮古建筑的第一次大修，并在上世紀60年代掀起了故宮古建筑修繕工程的高潮。
單士元是故宮博物院從皇宮走向博物院的最后一位見證人。他曾說：“從皇宮到博物院的初建并非易事，當年靠的就是正直清廉、熱愛祖國傳統(tǒng)文化的社會名流師長們，帶領我們青年歷盡艱辛、獻身其事。雖然我們沒有拿槍上戰(zhàn)場，但也是出生入死地用生命保護故宮和國寶文物。沒有70多年前的初創(chuàng)歷史，不可能有今日的故宮博物院。”
怎樣才是一名真正的故宮人？單士元的標準是：僅僅有大學文憑是不夠的，而是要從中國發(fā)展史及社會發(fā)展史上，對故宮博物院有高屋建瓴的認識才行——這是對故宮人的起碼的要求。
單士元在晚年為自己立了三條座右銘：其一，行止無愧天地；其二，君子安貧真富貴；其三，不虞之譽秋風過耳。
1979~1986年，退休后的單士元已至古稀之年，還和當時建設部的鄭孝燮、國家文物局的羅哲文到處奔走，呼吁保護文物古跡和歷史文化名城。盧溝橋的“退休”、德勝門城樓的保留、頤和園昆明湖的清淤、北京四合院的保護……都能看到年邁的單士元奔走呼吁的身影。
單士元、羅哲文、鄭孝燮被稱為中國古建筑保護的“三駕馬車”。單士元1998年逝世，羅哲文2012年逝世，鄭孝燮也在今年年初以101歲高齡逝世。“三駕馬車”全部進入歷史。
單士元曾說：“我有幸70年未離開故宮這個大學校，并以為至今尚未畢業(yè)。”我們也很幸運，前人耗盡了一生，為我們留下這壯美的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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