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三月份，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逝世，中國學界和媒體回顧他的生平時，會不約而同地提到他的代表作《中國社會史》，以及書中提出的中國晚唐到宋代經歷了一場文藝復興的論斷。在這本二十多年前就已經譯為中文的經典著作中，謝和耐將宋代部分的直接冠以“中國的文藝復興”的標題。《中國社會史》本身是作為教科書編寫的，而且宋代部分只占兩個章節，所以在寫法上不可避免的采用列舉文化成就的方式來說明宋代社會的進步性，比如復歸古典傳統、傳播知識、科學技術的發展、新的哲學和新的世界觀等。這種寫法很直觀，也容易讓人印象深刻，之后的學者或通俗作品的作者在沿用這個觀點時也常常采用同樣的列舉的方式。就這樣，“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

　　然而，《中國社會史》首版于20世紀70年代，而在此之前，日本學者宮崎市定于1940年發表《東洋的文藝復興與西洋的文藝復興》，已經將宋代社會與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相對比。之后，在1950年，宮崎市定又出版了單行本《東洋的近世》，更加系統地解釋了宋代為何可以被稱作文藝復興的時代。1999年，宮崎市定弟子礪波護重新編輯出版了《東洋的近世》，增補了與主題相關的四篇社會經濟史文章和一篇書評。礪波護編集的版本，正是日前剛剛出版的《東洋的近世：中國的文藝復興》翻譯的原版。

　　二

　　在通常觀點看來，文藝復興可以視為西洋史或歐洲歷史的專有名詞，并且一提到文藝復興，人們想到的往往是“文藝復興三杰”，以及與之相關的大量杰出的藝術作品。因而將這一概念應用于東洋史或中國史，不能不令人注目。與謝和耐等后來的學者不同，宮崎市定抽象出所謂文藝復興的一般特征，再將東洋史與西洋史的對比中，認定中國北宋開始出現了文藝復興，而這一過程比西洋早了三個世紀，并且影響了西洋的文藝復興。

　　在宮崎市定看來，所謂文藝復興就是人類第一次表現出歷史的自覺，具有重要意義。他說：“從古代到中世紀的變遷，是一個緩慢的自然過程，……進入中世紀以后，也幾乎沒有人會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與古代不同的時代，他們感覺到的生活只是一如既往，與過去并沒有什么不同。對中世紀長期的停滯不前感到厭惡，并認識到古代社會與中世紀社會的差異，就是文藝復興式的覺醒。”這種文化的自覺是人民的文化達到相當的高度之后，必然產生的事物。

　　當然，文藝復興不單是思想問題，而應該是作為建立于社會綜合進步上的一種精神的征候。宮崎考察西方的文藝復興，認為文藝復興的主要表現在哲學的復古思想、文體的變革、印刷術的發達、科技的進步以及藝術的發達。在對比中，他發現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現象相比，應該理解為并行和等值的發展。例如，我們可以見到宋代獨特的印刷術的發達，科技上火藥和羅盤針的廣泛應用，以及文體上的變革。始于晚唐韓愈的古文運動一直延續到宋體現一種文學上的復古，同時又出現了以戲劇腳本出現的白話文學，一直影響到后來的元雜劇和明清小說。這種雙重傾向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如出一轍，但丁用自己所使用的托斯卡納方言撰寫神曲，彼特拉克則認為只有使用純粹的古代拉丁語才能使其作品維持不朽的生命。歐洲文藝復興最顯著的一個表現是繪畫的發達，在相當于東洋文藝復興的宋代，繪畫也出現重大的轉變。宮崎舉山水畫的發達為例，認為“當人類認識到自然美的時候，是社會已經相當有了進步、痛切感到塵世煩惱的時候……都市生活的煩擾，是人們渴望寂靜，這時山水畫才獨立起來。”

　　最能體現文藝復興并且對中國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儒教的自覺和復興。在中世紀的思想界，儒教作為朝廷所用的官學是政治上的指導理念，但是，在佛教盛行的情況下，儒教并沒有作為和佛教以及道教對抗的一宗的自覺，只是作為一種學問存在。然而從唐末開始，隨著科舉的隆盛，儒生建立起了以科舉出身為中心的社交界，開始興起儒教獨掌政治和民眾的領導權的運動，結果是儒教方面出現以排佛論為形式的攻勢，韓愈也是其先驅。宮崎將內藤湖南已經論述過的中世紀到近世儒學的變革描述為對古代儒學的復興：“訓詁學雖然是中世紀的學風，但這些注釋學者與歐洲中世紀的經院學派（Scholiast）一樣，生活在古代社會的延續中。而到了宋代，出現與訓詁學一刀兩斷，直接從古代的原始儒學出發的學問，最終形成了朱子學。宋初，《十三經注疏》的完成一方面意味著訓詁學已經到了無路可走的盡頭，進入了學問的死胡同；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針對訓詁學的枯燥無味，提出了必須拿出新的方法來思考儒家思想，以期打開學問僵局的要求。宋代的學者認識到古代和中世紀的移變，而且由于古代和現在的中間經過了中世紀一段很長的歷史，他們大多不把儒家經書的內容視作可以適用現實社會的“禮”（制度）。他們試圖去思考經書的真正意思，試圖去復興真實的部分。這即是一種否定中世紀、復歸古代的文藝復興思想。乘著這一思想解放的浪潮，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亦為儒者所攝取。其中，太極學說尤為宮崎市定所注意，認為來源于道家理論的太極學說在周敦頤、朱熹的采用和發展下，成為儒教方面宇宙觀的中心，以至談論人生意義的性理之說，亦由太極說引導。

　　總之，宮崎市定雖然以西方的文藝復興來比擬宋代的文藝復興，但他沒有生硬地羅列對比，而是以作為中國文化中心的儒教的自覺性變革為中心來論述唐宋間的文化變革。立足于中國史內部，從中引出對中國史發展動向的認識，正是內藤湖南以來京都學派的傳統。

　　三

　　說到京都學派，就不能不提到這一學派最為人矚目的理論“唐宋變革論”。唐宋間歷史發展的重大變革，自南宋以來就為史家所注意。但現代歷史學意義上的“唐宋變革論”的提出，無疑始于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早在1922年他就以提倡此說而震動日本學界。并以唐宋變革論作為支柱，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個部分，影響極為深遠。內藤湖南強調從文化史的角度理解古代中國，認為“中世的外部異民族勢力壓迫中國，外來文化流行，到唐末和五代，外族勢力達到鼎盛。宋代以后中國的固有文化復活，并取得新進展。”這是他論述唐宋間歷史變革最基本的論點。但他的理論卻在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的考察上暴露出薄弱環節，因而成為反對者主要的批評對象。即使同屬于京都大學的宇都宮清吉也對他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提出了質疑：“中國文化的發展僅從中國民族和外族、中央地域和鄰近地區的關系去考慮？”

　　宮崎市定作為內藤湖南的學生，直接繼承了他的這一學術思想，在《東洋的近世·前言》中他宣稱：“本書闡述的問題，有不少是對先師內藤湖南博士所倡高論的祖述。在這本書中，宮崎進一步明確了東洋近世的特征，尤其在內藤論述薄弱的社會經濟史領域。礪波護編集的《東洋的近世》似乎意識到了這一點，在本文之外，增補了《中國近世生業資本的借貸》《合本組織的發展》《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態》《明清蘇州與輕工業的發展》四篇社會經濟論文，使得這本書成為“唐宋變革論”十分完善的補充。

　　除此之外，本書特地收錄的為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撰寫的書評，首次披露了宮崎的“景氣史觀”，為他的“宋代文藝復興論”提供了生動有趣的注腳，也是我讀這本書的一個驚喜。宮崎認為，中國歷史有類似于現代社會的景氣波動現象，不同時代的人對自己當下生活的體驗和未來生活的預期不同。首先，“從上古到西漢，大體上都是上升的，雖然極為平緩，但人們的生活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然而從東漢開始，中國社會就陷入了不景氣當中。而且這一嚴重的不景氣風潮，雖然不時有好轉的苗頭，但一直持續到了唐末五代。而進入宋代后，中國社會再次迎來了景氣的時代。他認為從東漢以后直到唐末五代，從個人的角度來說，獲得貨幣變得困難了。錢一旦離手，就得花好幾倍的力氣才能把它掙回來。所以，每個人都想方設法盡量不使用貨幣。于是就形成以自給自足為前提的莊園制度。而到了宋代因為煤炭的運用，人們得以控制火力，銅鐵的冶煉變得容易。銅被制成貨幣，繁榮了商業，鐵則被制造成價廉的生產工具，在各個生產部門發揮著作用。此外，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成為國際性商品，中國可以從對外貿易中獲得充足的貨幣。

　　波德里亞在《消費社會》的開篇就寫道：“今天，在我們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富現象。”[[法]讓·波德里亞著，劉成富、全志剛譯：《消費社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由此引發人們對現代社會沉迷于不符合實際經濟狀況的消費行為的擔憂。在這篇書評中，宮崎描繪下的宋代社會與波德里亞對消費社會的描述頗為相似，但他的評價卻截然相反。由于宋代生產部門的細化，人們的勞動價值可以從更多的途徑實現，獲取貨幣變得容易。如果攢了點小錢，人們也不會死藏著，可以借貸給商人獲取利息，可以經營房屋租賃，也可以進行相應金額的土地投資。不光是有錢人，窮人也會適當地花些錢享受美食。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更容易對生活產生喜悅，對日常瑣事產生愛意，我們也能看到宮崎引述的《宋詩概說》中總結的宋代詩人的特點：“不入前代詩人法眼的日常生活細節，或者是盡人皆知、難以成為詩歌素材的身邊事，到了宋人筆下，都成了反復吟唱的對象。因此宋人的詩歌比前人的更加貼近生活。”

　　宮崎市定“發明”景氣史觀的出發點是他對經濟史研究傳統方法的反思。他認為研究經濟史必須研究當時的人切身感受到的經濟現象，“簡單地說就是今年的日子是否比去年更好過，明年是否會比今年過得更好”。[[日]宮崎市定著，[日]礪波護編，張學鋒、陸帥、張紫毫譯：《東洋的近世：中國的文藝復興》，第237頁。]這種譯者張學鋒教授所說的“關注日常生計的庶民情懷”[張學鋒：《<東洋的近世>譯后記》，見《東洋的近世：中國的文藝復興》，第264頁。]，不能不說宮崎市定難能可貴的可愛之處。

　　四

　　受到歷史教科書的影響，文藝復興被認為是近代史開始的標志之一，西方歷史的發展就此一馬平川，逐漸取得支配世界的地位。因此有些人對“宋代文藝復興論”的看法嗤之以鼻，認為宋代以后中國社會就走了下坡路，宋代社會的進步不能與西方文藝復興相提并論。

　　然而實際上，宮崎市定從來沒有否認宋代文藝復興的局限性，他明確指出西方文藝復興有著各種東洋所不具有的進步因素，尤其是科學性這一點要比東洋勝出數籌。因此，具有進步意義的歐洲文藝復興，很快便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引導社會邁向了下一個發展階段，即工業革命。而東洋在宋代以后經歷了一千年的困擾，卻依然未能從文藝復興階段再進一步，跨入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

　　但是，如果仔細捋一捋西方歷史，就會發現因發展結果不同就質疑這種類比是站不住腳。如果將西方發生文藝復興的時間定為1300年，在其后到工業革命前的兩百余年間，歐洲發生的宗教改革運動與宋代儒教的改革何其相像；造紙業、印刷業大盛，開始進口火藥，航海技術發達，民族主義勃興，又幾乎完全步宋代之后塵；以法國為首的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與宋代以后中國各個王朝的相似性更是難以忽視。這樣，把這一時期歐洲的社會狀態與宋、元、明、清進行對比，將之同稱為近世，有什么不可以呢？宮崎市定說宋代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相似，我們又何嘗不能說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與中國的宋代相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