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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總結：古絲綢之路的啟示，以獨特的視角，來探討當今的“一帶一路”倡議如何助益中國突破陸海二元對立。
古代“帶路”塑造不同的地緣政治形態
古代陸上絲綢之路的核心之一是沙漠中的綠洲城市扮演著連接歐亞大陸的中亞、中東地區的重要角色。以中亞、中東為地理中心，向歐亞非大陸輻射，陸上絲綢之路的地緣政治形態可以定義為放射型。放射型的地緣政治形態造就了“網格化”經濟聯系機制的形成，盡管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往往由于相距遙遠而不能在相互間建立直接的長期聯系，但是行走于各綠洲城市的商旅、教旅、學旅卻能將各國間的訊息不斷向周邊地區進行“放射式”傳播，不僅使大量的沿線城市在經濟上受益，對于不同國家的相互了解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古代中國與波斯并無領土接壤，但波斯語中將“中國”稱之為“秦”將“茶葉”直呼“茶葉”，以及漢語和波斯語中對“獅”的共同稱謂均體現出了陸上絲路放射型的地緣政治形態，以粟特人為代表的中亞地區商人則在古代中國與波斯構建共有認知的過程中作用顯著。
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是港口位于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東非、北非等地區的港口構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基石，來自各地區不同港口的船隊間跨越印度洋、太平洋的直接交往，使海上絲綢之路呈現出匯聚型的特征。匯聚型的地緣政治形態有利于不同國家在互通有無的經濟基礎上建立平等的政治關系。明代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就曾充分體現了海上絲路的地緣政治特征。
借助海上絲路上的各港口，鄭和的船隊曾遠航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甚至抵達了東非沿岸并拜訪了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里、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佐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不僅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與繁榮，一些國家的使節乃至國王更是隨鄭和船隊來到中國，同明朝建立了平等友好的官方聯系。
兩條路，兩種文明傳播模式
文明在陸上絲綢之路的傳播，往往是要通過眾多人類聚集區才能影響到較遠的另一地區，因此，陸上絲路的文明傳播必然是漸進型的。在這一模式下，不同文明在傳播過程中，擁有較為充足的時間和空間進行調整與適應，盡管因由近及遠的方式而需要更多時間，但整體而言，古代陸上絲路的文明傳播更有利于外來文明的本土化，因而持久性更強。
陸上絲綢之路中的伊斯蘭文明傳播即是如此。自7世紀起，伊斯蘭文明開始從阿拉伯半島向西亞、中亞地區傳播，盡管歷時很長，如中亞地區在11世紀時才出現大規模信仰伊斯蘭教的現象，但是這也給了被傳播國民眾進行適應的過程，伴隨著充分的本土化，伊斯蘭文明也逐漸在這些國家扎下根來，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伊斯蘭文化傳統。
古代海上絲路的文明傳播更多的是異質文明跨越海洋的遠距離對接，文明在傳播中較少受到其他人類聚居區的影響，從而體現出跨越性的特點。這樣的模式有利于海上絲路上的不同國家、不同文明間的直接交往，在文明傳播的輻射廣度上也更具優勢。如古代阿拉伯商人撰寫的《中國印度見聞錄》即是對海上絲路跨越性文明傳播的生動寫照。該書詳細地記載了阿拉伯商人通過海路在中國、印度等地的見聞，盡管有些記載略顯夸張，但這同時也充分體現了遠道而來的阿拉伯商人對不同文明間差異的真實認知。
陸上絲路與海上絲路文明傳播方式的不同也在中國與中東地區文明交往的歷程中得以體現。通過陸上絲路，中國了解到的阿拉伯等概念較為模糊，往往因為阿拉伯、波斯、突厥等民族均信仰伊斯蘭教對他們有著近似的認知；但對于由海上絲路到達中國港口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不同的中東民族，在中國人看來差異則更為明顯。
古代絲路遺產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啟示
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繼承并發展古代絲路的地緣政治遺產，有助于改善中國的發展空間。陸上絲路的放射型特征和海上絲路的匯聚型特征在當代依然具有適用性。陸、海兩條絲路在歷史上曾長期共存，并為世界帶來了進步與繁榮，這實際上駁斥了西方地緣戰略學界對所謂“陸權”與“海權”必然走向對抗的錯誤認知。不僅如此，當代陸上交通的發展和港口腹地的建設，使得陸上絲路和海上絲路有了交匯、融合的可能。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鐵路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放射型的陸上絲路逐漸被鐵路再次激活，“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方式將重塑世界范圍內“網格化”的經濟聯系機制。以鐵路為骨干，陸上絲綢之路將輻射沿線城市、國家、地區，將較為發達的沿海城市與相對落后的內陸城市逐次連接，讓全球化惠及更多的國家與地區。2016年10月，由中國企業負責修建、協助運營的亞吉鐵路通車，為非洲內陸國家打開了連接外部的重要通道，可以預期，隨著亞吉鐵路在非洲大陸的進一步延伸，非洲的經濟面貌將會有更為顯著的改變。而中歐班列的開通，也讓新疆等中國西部地區再次成為連接世界的起點。
與此同時，世界經濟的迅猛發展賦予了港口以新的意義，即更為廣闊的經濟腹地建設。作為海上絲路的基石，當代的港口在連接廣闊大洋的同時，也能夠對接陸上延伸的鐵路與公路，如瓜達爾港及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即是如此。因此，隨著“一帶一路”港口建設的深入，尤其是“一帶一路”交匯區建設的深入，陸、海界限將不再明顯，中國有機會在事實上突破“陸”、“海”二元對立的西方地緣政治“神話”，以主動有為的國際交往改善中國的發展空間。“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必需兩者并重，確立新的文明交流模式。
（本文來源國政國關外交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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