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飲食發展史的時間序列上，分食制在前，合食制在后。

　　談到合食與分餐這兩種食制，我們可從宋徽宗趙佶的《文會圖》中看到一些表現。

　　古代食制與環境有一定關系，在高足坐具出現前，古人多席地而坐，這種坐姿導致大家之間的距離相對遠一點兒，且不容易站起來，所以，進食時就采用較為便利的分餐制，一人一份，各食各的。

　　但當高足桌椅出現后，大家圍桌而食，且椅子可靠得更近，那么，合食制就應景而生。當然，食制的變化與物質資料的豐匱也有一定關系。當食材相對緊張時，分餐制可保證每人都能吃到差不多的食物，但當食物豐富時，不受限制享用的合食制便應運而生。畫中，徽宗與九位文臣圍坐在擺滿杯盤碗盞的方桌邊，或私語，或暢聊，或傾聽，或換盞，意興盎然，頗為愜意。

（北宋趙佶《文會圖》（局部））

　　可以肯定地說，春秋戰國以至于唐，中國人吃飯的方式都是分食制。

　　分食制與當時的家居形制相匹配。

　　分食制時代，人們的飲食起居都是在地板上，進門需要脫鞋。《莊子·列御寇》說，伯昏瞀人來拜訪列御寇，發現列家“戶外之屨滿矣”。唐成玄英疏云：“適見脫屨戶外，跣足升堂，請益者多矣。”

　　若將目前已有的文字、圖像和考古實物資料綜合起來看，中國家居制度的演變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到宋朝才進入高桌大椅時代。

　　最初的新式坐具不是中國的發明，而是自西方傳入，因此被稱為“胡床”。胡床的支撐結構和使用方法類似于今天的馬扎，“斂之可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所以隋朝以后改稱“交床”。

（五代南唐周文矩《重屏會棋圖》）

　　交床高，可以“著靴垂腳坐”，不用脫鞋了。這種由新坐具帶來的新坐姿被稱為“胡坐”，它讓人的身體姿態更為舒展。“胡床”“胡坐”從進入中國到發展成為完整的家居體系，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唐代墓室壁畫當中的坐具已經有一定的高度，可以垂足而坐了，但還不夠高，而且相對寬大，可以供幾人盤腿而共坐，有模仿席子的感覺，足見舊起居制度影響之頑固。

　　可以確認為南唐作品的《重屏會棋圖》，坐具的腿已經足夠高，人的坐姿基本上像現代人，但是《重屏會棋圖》里的坐具沒有靠背，坐久了難免辛苦。

　　到了北宋，白沙宋墓壁畫夫妻對坐的《開芳宴》圖上，桌子、椅子就都是高桌大椅版的了。我們看到，這對夫婦對坐于兩扇屏風后，畫中桌椅皆為高足，且椅子還帶有靠背，桌上擺放有酒壺、酒杯，屏風后的隨侍者端來了其他食物，或正準備放在桌上。從此畫中我們也可看到合食制的一些跡象。

（《開芳宴》河南禹州市白沙鎮1號宋墓前室西壁）

　　高桌大椅與合食制差不多同時出現，當然，并不是說高桌大椅就一定會導致合食制。一方面，高桌更大的表面積為食物的陳放提供了便利條件，另一方面，合食制能夠出現，還要得益于食物種類的日漸豐富與食物供應量的相對充足。

　　分食制的出現顯然不是出于衛生的需要，而是由于食物供應量有限，倘若不事先分配好，可能會導致有人多吃多占，有人吃不飽。只有食物數量足夠多，品類又足夠豐富的時候，圍桌共享才吃得愉快而熱鬧。

　　在北宋東京的餐飲業中，合食與分食是同時存在的。正店——大酒樓以喝酒為主，兼賣下酒茶飯，實行合食制。《東京夢華錄》載，“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這種杯盤設置，跟今天兩人下館子的情形并無二致。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之正店）

　　下正店一等，是專為吃飯而設置的食店，流行的似乎是分食法。

　　按照《東京夢華錄》的記載，開封食店行菜的小二哥機敏過人。“客坐，則一人執筋紙，遍問坐客。都人侈縱，百端呼索，或熱或冷，或溫或整，或絕冷、精澆、膘澆之類，人人索喚不同。行菜得之，近局次立，從頭唱念”，報與后廚。須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馱疊約二十碗，散下，盡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錯”。食客點菜，是“人人索喚不同”，而“行菜”端出來的，也須“盡合各人呼索”。這樣看來，食店所供應的菜飯似乎是份兒飯，連菜帶飯一人一碗，各吃各食。食店的就餐工具，“舊只用匙，今皆用筋矣”，從勺子到筷子的變化發生在北宋晚期。

　　同樣還有一個發生在宋朝的變化，是一日三餐制的普及，而從前是兩餐制。

　　總之，從食制上看，宋人不“古”。宋朝真乃“現代的拂曉時辰”也。